组图：温州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班子集体亮相

　　核心提示：

　　【专题】超级pk——温州市11个市直宣传文教单位“互学互比”活动汇报会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班子集体亮相

　　【温州网·原创报道】12月24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体育局等11个宣传、文教单位开展“互学互比”活动。温州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图为温州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班子集体亮相。

多方博弈下的拆迁“江湖” 数十家公司争抢昆明拆迁“蛋糕”

　　数十家公司争抢昆明拆迁“蛋糕”

　　多方博弈下的拆迁“江湖”，它们如何生存？利润在哪里？

　　

　　昆明拆迁市场的这块“蛋糕”吸引了不少拆迁公司的争食

　　核心提示 2008年初，昆明制定了城中村改造“5年计划”，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对昆明主城区249平方公里范围内336个城中村的改造。计划当中，有38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需要拆除。昆明拆迁市场因此多出了一个巨大的“蛋糕”。

　　昆明拆迁公司的数量，从之前的10多家一下子暴增至50来家。一些省外的拆迁公司，也纷纷抢滩昆明争食“蛋糕”。一个小项目的拆除招标，也会出现二三十家拆迁公司同时竞标的“拥挤”场面。有人说拆迁的市场更大了，拆迁的利润却更薄了。昆明的拆迁“江湖”，也有点乱了。

　　正在拆除的云南饭店突然倒塌伤及路人，正在拆除的兴仁街楼房突然倒塌压死司机，李家堆村“钉子户”家中的蛇影，赵家堆村“钉子户”赵兴家的“护城河”……种种与拆迁有关的“丑闻”，开始在昆明蔓延。拆迁，这个一直伴随着争论与非议的话题，成为昆明城中村改造中的一根敏感神经。

　　不过，在一些拆迁公司采取“特殊手段”逼迁的同时，也有另一些拆迁公司在坚守着法律的底线，并认为“特殊手段”只会适得其反、激化矛盾。

　　有意思的是，昆明的拆迁公司都密切关注着即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种种动态。2010年12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该条例的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云南宝盛拆迁公司负责人认真研究过该条例后说：“以后行政强拆要取消，改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

　　昆明的拆迁市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记者在10来天的采访中，走访了多家拆迁公司，接触了大量业内人士以及一些长期从事拆除工作的一线工人。除“打探”到一些拆迁公司的“生存手段”之外，也对一些备受社会关注的如暴力拆迁、安全事故等热点问题，进行了采访。

　　一个小项目，都有20多家来抢

　　“昆明城中村改造以前，拆迁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拆一些旧厂房以及一小部分拆临拆违，工程量很小，少的三五百平方米，多的也不过几千平方米。一两台机械、10来个工人就可以拆除一个项目。”宋义是云南宝盛拆迁有限公司昆明赵家堆、李家堆拆迁工程的负责人，从事拆迁工作10余年，对昆明拆迁市场可谓“了如指掌”。

　　宋义介绍，昆明城中村改造以前，由于拆迁项目少，工程量也小， 昆明也就10来家拆迁公司。城中村改造政策出台后，336个城中村的3800多万平方米房子需要拆除。随便一个项目的拆除面积都有一两万平方米，有的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赵家堆、李家堆的拆除工程，就有38万平方米。

　　昆明的拆迁市场突然就热闹起来。本土新成立的拆迁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外省如东北、江苏、四川等地的拆迁公司也纷纷进入昆明，分割昆明城中村拆迁的“蛋糕”。一些州市的拆迁公司也把业务延伸到昆明。目前，在昆明发展业务的各种拆迁公司已有50来家，其中至少有10家来自省外。

　　拆迁公司增多，拆迁市场竞争加剧，“每一个拆除工程，都会有一二十家拆迁公司参与竞标。”2009年，赵家堆、李家堆拆除工程招标，竞标的拆迁公司多达二十七八家。今年12月，昆明海航酒店拆除招标，也有10多家拆迁公司竞标。“一些拆迁公司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在竞标时不切实际地报价，以低价中标。”宋义认为，企业都是在围绕利润做生意，低价中标必然影响企业的投入。投入减少，安全防护也就打折，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也就增加。恶性竞争也将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利润。

　　宋义说：“现在，招投标越来越规范，不是谁报价低谁就能中标了，尤其是城中村的拆迁招标，评标委员会（由一些行业专家组成）不仅要看你的报价，还要看你的资质、人员、设备、业绩等。注册资金多少、持证人员多少、工程师多少、做过哪些项目等，都成为评标委员会考察的对象。评标委员会的专家还会对投标单位一家一家地进行提问，问一些拆迁知识，也会问遇到突发事件如何处理，比如：“办公室被拆迁户砸了如何应对？”“政府也在算账，要考虑投标的单位能不能圆满完成任务。”

　　昆明荣成拆迁有限公司螺蛳湾14、15号片区拆迁工程负责人姚国峰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不管别人如何报价，我们的报价都不会低于成本价。 ”

　　“投标之前，我们要对拆除项目进行多方了解。地理环境如何？有多少户人家？村民有什么要求？对政府制定的补偿方案有什么意见？支持拆迁的人占到多少比例？工期需要多长？前期投入的成本需要多少等这些问题，都要详细了解。如果不经了解就莽莽撞撞地去投标，不是失败就是亏本。”一业内人士如是说。

　　花16万，川军运来“巨无霸”

　　老螺蛳湾10000平方米的一栋7层楼房，四川宏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宏达公司）只需三四天就可以拆完，凭的是该公司从成都运来的一台臂高28米的高臂专业剪刀机（也称破碎机）。宏达公司昆明老螺蛳湾拆迁工程现场负责人龚仲华介绍，他们从成都把这台价值400多万的剪刀机运到昆明，光运费就花了16万，比起那些臂高只有8米的普通破碎机，这台臂高28米的“巨无霸”，一抬“手臂”就能拆到7层楼房的房顶。据称，宏达公司参与拆除昆明老螺蛳湾市场的其余10台机械，也都是从四川运过来的。

　　宏达公司昆明老螺蛳湾拆除工程总指挥周泽强和现场负责人龚仲华介绍，宏达公司已有20年的拆除经验，在成都、重庆等城市，拆除过很多大型厂房。汶川地震后的“都江堰第一爆”，就是该公司完成的。公司爆破拆除能力强，机械拆除也很在行。到现在，公司总拆除面积已达到500万平方米。2008年，宏达公司听说昆明要进行城中村改造后，决定进军昆明拆除市场，准备以雄厚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与昆明本土的拆迁公司展开竞争。宏达公司2008年负责拆除了马街水泥厂，2009年负责爆破拆除了安宁一座120米高的烟囱，今年获准拆除昆明老螺蛳湾商业部分。到目前已拆除20多万平方米。

　　“拆老螺蛳湾，我们一分钱不赚，还亏了一两百万，我们想通过老螺蛳湾这个拆除项目，在昆明打响宏达公司的名气，以便下一步参与竞争昆明城中村的拆除工程。”龚仲华说，宏达公司的强项是拆除而不是动迁，他们介入昆明城中村改造，也只想做拆除工作。

　　在昆明老螺蛳湾拆迁工作中，另一家名为昆明荣成拆迁有限公司的本土企业参与拆除住宅部分。荣成公司昆明老螺蛳湾项目负责人姚国峰表示：“我们并不害怕竞争。我们公司在拆除第一个工程南亚风情园项目时，拆得很顺利，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据老螺蛳湾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杜先生介绍，2009年，项目指挥部招标拆除老螺蛳湾时，有多家拆迁公司参与竞标。上述两家公司是凭实力取胜。老螺蛳湾的拆除工作始于2009年7月，到现在，需要拆除的120万平方米房屋，目前已拆除40万平方米。

　　东川人成昆明拆迁主力军

　　“我们是东川的。”“我们是东川的。”…… 采访中，当记者询问一些拆迁工人来自什么地方时，都会得到如上回答。有人说，在昆明的拆迁工地上，“有一半的拆迁工人来自东川。”更有人夸张地说：“东川工人占到三分之二。”不过，也有拆迁公司负责人认为：“东川工人确实多，但占不到一半。”不可否认的是，东川工人确实已经成为昆明拆迁工人中的主力军。除了拆迁工人外，昆明也有多家拆迁公司是东川人开的，东川人占据了昆明拆迁市场从老板到小工的大片领地。

　　来自东川区阿旺镇芋头塘村委会的袁师傅说，他们村至少有一半的人在昆明做拆迁工人，“一些老板和工头需要工人时，都会叫老乡。老乡干活团结，不会乱拿东西，让人放心。我们东川的工头很多，只要有事做，都会通过电话联系。”(记者肖本富/文 张韩/图)(都市时报)

　　利润越来越薄，风险越来越大，拖不起时间

　　剩一户不搬 公司月损10多万

　　

　　工地上有专门负责安全监督的工作人员

　　业内人士介绍，拆迁分为动迁和拆除两个部分。动迁和拆除都需要相应的资质，一些具有“双资质”的拆迁公司，在工程竞标时，动迁和拆除一起竞标，竞标成功后两者一起做。有的公司因为资质问题或其他原因，就只做动迁或只做拆除。做动迁的负责与拆迁户“谈判”，做拆除的则在动迁谈完、房子交付后，对房子进行拆除。

　　城中村拆迁的操作方式一般是，由政府部门成立一个拆迁及改造指挥部，再由该指挥部通过对外招标，招进拆迁公司对城中村进行动迁和拆除。房子拆完之后，政府部门对城中村土地进行收储，然后以招、拍、挂形式公开对外销售，确定开发商。也有的城中村，有开发商提前介入。一个拆迁项目由此就涉及到政府部门、开发商、拆迁公司、拆迁户，各种利益冲突均在这四者之间展开。

　　拆迁行业告别暴利时代

　　任务不能按期完成，就要被收拾

　　城中村的动迁部分，拆迁公司可以从政府部门拿到动迁“代理费”。“代理费”的多少根据城中村项目的大小来定。但在城中村拆除部分，政府部门与拆迁公司签的协议大多是“以料抵工”，政府部门不需要出一分钱，而拆迁公司在人工、机械、运输等方面发生的费用及利润，都由拆迁公司用从房子上拆下来的废旧材料（主要是金属）的销售收入进行弥补。所以拆迁公司拆一栋房子赚不赚钱，关键要看这栋房子里的废旧材料值不值钱，“如果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拆迁公司就亏定了。”业内人士称。

　　像云南宝盛拆迁有限公司的赵家堆、李家堆项目，昆明荣成拆迁有限公司的螺蛳湾项目，拆迁公司都是动迁和拆除一起做，两家公司都拿到了政府的动迁“代理费”，也都在拆除部分“以料抵工”。一拆迁公司负责人称：“动迁部分政府给了我们几百万，拆除部分废旧材料我们也卖了几百万。我们做这个项目还是赚了一点。”另一家拆迁公司负责人也称：“如果我们在拆除部分亏了，可以用动迁部分的费用来弥补一点。”

　　业内人士介绍，在前些年，拆迁曾经是一个暴利行业。首先是竞争不大，拆迁公司可以很容易就拿到一个项目。在报价方面，拆迁公司一般都占据主动，可以保证足够的利润空间。“前几年废钢材卖到3000多元一吨，现在才2000多元一吨。”以前连废砖头都有人买，现在没人买，拆迁公司还要贴钱拉出去。“拆迁公司的利润越来越薄，风险越来越大了。”有业内人士认为：“拆迁行业彻底告别了暴利时代。”

　　四川宏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螺蛳湾拆除工程现场负责人龚仲华说，在成都，建筑垃圾可以卖钱，一车20来吨的建筑垃圾可卖两三百元。昆明则不行，建筑垃圾不仅卖不出去，还要贴钱请人拉到城外，一车建筑垃圾运费要400元左右。 拆迁公司往城外运送建筑垃圾，还要到主管部门办理运输线路。若发现哪家公司偷跑其他线路或污染着路面，还要重罚。

　　“现在政府的监管力度大了很多，凡属于国有性质的拆除工程全部实行招投标。招投标结束后，拆除工程开始之前，拆迁公司还要向政府部门缴纳履约保证金，少则百把万，多则三四百万。交过履约保证金后，拆迁公司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完成。任务完成不了，就要被收拾。”一拆迁公司负责人说。

　　云南宝盛拆迁有限公司赵家堆、李家堆拆除项目负责人宋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的拆迁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机械、渣土运费及处理费。拆除方面，人工和机械的费用成本是19元一平方米，赵家堆、李家堆38万平方米，人机成本费用就是700来万。渣土运输费根据运输线路的长短不一，平均一车渣土运费要400多元。赵家堆、李家堆的渣土，装了5000多车还没装完。等全部运完，也要好几百万。动迁方面，因为动迁人员都要求学历在大专以上，工资也就相对较高。一般工作人员2500元一个月，组长要3000元一个月。这些成本加起来，拆迁公司的利润就十分微薄了。

　　拆迁公司从不拖欠工资

　　每天上万劳动力参与拆除城中村

　　“有些拆除项目，一次就要招几百人。城中村拆除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一拆迁公司负责人介绍，自从昆明开始拆除城中村后，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拆迁工地， “多的时候，一天有上万个劳动力在参与拆除城中村。拆迁工人的工作并不稳定，往往一个工程拆完之后，就得寻找下一份拆除工作，但拆迁公司从来不会拖欠工人工资，哪怕拆迁工人才干了一天，公司也会支付这一天的工资。”

　　“我们在昆明参与过很多工程的拆除，从来没有被拖欠工资。”今年12月，袁师傅和他的六七名东川区阿旺镇的老乡， 一起到昆明老螺蛳湾拆迁工地参加拆除门窗，才三四天的时间就全部做完了，拆迁公司全额支付了他们的工资。袁师傅说，拆迁工人的工资根据工种的不同，每天60元至140元不等。他们拆除门窗， 每天从早上8点多干到下午6点，一天能拿到80元。公司提供吃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没有限制。住的地方则是一些还没有拆除的房子或简单的工棚，工人如果不愿意住工地，也可自己出钱到外面找房子住。

　　袁师傅说，现在昆明的城中村拆除工程很多，他们不愁找不着工作，只要自己想做，基本上每天都有。老乡之间会互相传达信息，哪里有什么拆除工程、还需要多少人，他们都知道。因为干拆迁的活很脏、累、苦，还很危险，有时候觉得累，也停下来休息几天。算下来，拆迁工人平均一个月能挣到1500元左右，偶尔一个月也能拿到两三千元。

　　来自宣威宝山镇的小伙杨军，以前在家具厂做家具，今年改行做起了拆迁工人。先在老螺蛳湾拆迁工地干了22天的杂工，80元一天，拿到了1700元钱。后来转到上栗村拆迁工地参与拆除门窗。4个老乡中，杨军负责用氧焊切割金属门窗，另3人负责把这些切割下来的金属装上汽车。老板没有给他们固定工资，而是按照一公斤金属2角3分支付工钱。2个月的时间内，他们一共拆除50吨废旧金属，老板给了他们12000元，平均一人拿到3000元，一个月合1500元。

　　杨军说，虽然拆迁工人的工作很累，但工资不会被拖欠，他愿意干这一行。现在他所在的上栗村拆除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他们已经无事可做，但老板还是为他们提供吃住。

　　来自临沧的小李，以前在一家餐馆打工，因为和同事吵架，他离开了餐馆。身上的钱用完后，小李来到拆迁工地，马上就找到了一份捡碎钢筋的差事，老板给他60元一天，工钱当天结算。

　　反思：“暴力逼迁只会适得其反”

　　事例：2010年11月19日，昆明李家堆160号，不愿搬迁的房主人张伟，一大早起来看到房内被人放了10多条蛇。

　　事例：2010年10月21日开始，赵家堆村，不愿搬迁的赵兴一家，房屋周围被人挖出了一条七八米宽、四五米深的“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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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例，都不约而同地发生在“钉子户”身上。有些“钉子户”虽然拿不出直接的证据指证拆迁公司，但坚持认为“都是拆迁公司干的”。

　　拆迁公司或开发商与“钉子户”的各种“明来暗去”，早已为人所熟知。那么，在拆迁公司看来，“钉子户”对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除了采用“特殊手段”进行“逼迁”，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前面提到过，一个项目的拆迁，涉及到政府、开发商、拆迁公司、拆迁户等多方利益。业内人士介绍，拆迁公司与“钉子户”的冲突中心，在利益之上。“钉子户”的利益在于“更多的补偿”，而拆迁公司的利益在于“最小的成本和最低的损失”。拆迁公司在与政府部门签订拆迁合同时，都有过种种的承诺，比如动迁的任务要达到多少、工期必须控制在多长时间等。拆迁公司提前完工，政府部门没有奖励。如未按时完工，政府部门就要对拆迁公司进行“惩罚”，比如扣除履约保证金。动迁和拆除工作没有完成，拆迁公司就不能离开，哪怕只剩一户人家，拆迁公司也必须等着这户人家。有拆迁公司负责人说，因为两三家“钉子户”迟迟不搬，公司一个月要损失10多万，公司被迫采取“措施”。

　　赵家堆、李家堆拆除工程曾经发生过丢蛇事件和挖“护城河”事件，据说就是因为回迁房马上要开建了，却还有5家人不愿搬迁。记者曾就此采访过该片区的开发商，开发商表示他们对丢蛇和挖“护城河”的事并不清楚。

　　昆明荣成拆迁有限公司老螺蛳湾片区拆除负责人姚国峰表示：“现在大家的拆迁意识都很高，每个拆迁工程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迟迟不愿搬迁，也确实增加了拆迁公司的成本，但我们不会把那些不愿搬迁的人称为‘钉子户’。”姚国峰认为，每个人针对政策的理解角度都不一样，只会存在难谈和好谈，没谈拢就是还没找着切入点。他说，他也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拆迁公司通过“特殊手段”逼迁的做法。他认为，所有极端的做法都是在做“傻事”，只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警钟：“云南饭店事件后，安全培训更密集了”

　　事例：2010年6月23日，正在拆除的云南饭店突然倒塌，围墙砸到公交站台，造成人员受伤。

　　事例：2010年8月17日下午，马家营村正在拆除的一栋房子突然倒塌，2名工人被埋，1人身亡。

　　事例：2010年9月16日，昆明兴仁街一栋正在拆除的7层楼房突然倒塌，挖掘机和驾驶员被埋，驾驶员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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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发生在拆迁现场的安全事故，成为不断敲响的警钟。“自从发生云南饭店倒塌事件后，安全部门的培训是越来越多了。”一家拆迁公司负责人说。

　　云南饭店是怎么倒的？一些业内人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当初负责拆迁云南饭店的拆迁公司，在招投标时报价过低，以至于动工拆迁后投入较少，安全防护不到位，才发生了事故；有人认为，是拆迁公司的拆除方案没有做好，有欠缺，要不然绝对不会出事；有人就直接表示：“3层楼拆了只剩一面墙，不倒才怪。”

　　四川宏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拆除一栋房子，都要提前对房子的结构、层数、倒向、结构、要用什么机械等进行详细了解和分析，然后制定出拆除方案。分工到位、责任到人后，才能进行拆除。

　　该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公司每周还要召开安全会议，随时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安全问题，“我们已经拆了老螺蛳湾20多万平方米，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我们要建立起公司的安全口碑，以便在昆明赢得更大的市场。”

　　昆明荣成拆迁有限公司老螺蛳湾拆迁工程负责人姚国峰介绍，他也感觉到在云南饭店倒塌事件发生后，安检部门组织的培训越来越密集了。培训增加后，工人的安全意识也确实增加了。

　　“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事，尤其是在拆城中村时。”云南宝盛拆迁有限公司的宋义说，城中村的建设，没有规划，没有设计，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有些加层房子甚至没有立柱，这给拆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今年，他们公司在拆除一处城中村时发生过一起死亡事故，主要原因就是房屋结构太差。即使拆迁公司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也无法避免百分之百不出事故。但安全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肖本富/文 杨海冬/图)(都市时报)

中央财政今年用于农村医疗卫生投入达800亿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网 王锐）

　　中国网讯 12月2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回答询问时表示，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到了为实现为期三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要求2009年到2011年期间，也就是三年的时间，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投入，新增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要增加投入3318亿元。这两年来，各级政府深入贯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实施方案。按照两个“逐步提高”的基本要求，也就是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努力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地加大政府对卫生的投入。

　　新增加的医药卫生方面的支出和投入，按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方案的要求来做安排，也就是说主要是用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农村卫生以及城市社区卫生，加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建设等等方面。通过各级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目前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根据三年增加投入的计划，2009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安排3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39.7%，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273亿元，增长49%，地方各级财政医疗卫生支出2721亿元，增长36%。中央财政安排的卫生支出也是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求，突出重点加以使用。

　　具体来说，用于推进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医疗救助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645亿，实施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46亿，支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217亿。这些都是按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确定的重点来安排的。如果从城市和农村来分的话，其中700多亿用于农村。

　　今年，各级财政又在去年较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4439亿元，具体执行当中，因为年度还没有结束，估计还会超过预算数。其中中央财政1389亿元，比2009年也有进一步的增加。截至11月底，中央财政补助地方的医疗卫生专款已经累计拨付1217亿元，主要支出的项目是推进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医疗救助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556亿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奖代补资金10亿元，支持实施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303亿元，支持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316.5亿元，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3.2亿元，支持地方开展医疗培训等方面3亿元。

　　从今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用于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达到800亿元左右。今年地方各级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3050亿元，比2009年预算数增长了36.5%。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启动以来，随着政府卫生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推进，应该说成效也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

　　一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从群众个人医疗负担来看也是进一步减轻的。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初步得到了缓解。据有关方面统计，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加起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8年的59.6%增加到2009年的61.8%，提高了2.2个百分点，相应的，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从2008年的40.4%，下降了2.2个百分点，反映了群众个人的医疗负担有所减轻。

　　二是医疗卫生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2009年到2010年，中央每年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投入中有200亿专门用于支持县级医院、中心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边远地区村卫生室的建设，地方财政也相应安排了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资金。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加强。其中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免费培养工作，通过轮岗培训、对口支援等多种途径，向地方培养医疗人才，逐步从源头上解决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不足的问题，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结构逐步得到改善，服务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三是广大医务人员受到鼓舞，积极性进一步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以及村医的合理待遇得到了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策目前在全国基层都在落实当中，相当地方已经都实施了。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医改的主动性不断提高。

　　明年，中央财政将会继续按照医改意见以及实施方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确保中央财政新增投入3318亿元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医药卫生各项经费的管理，加强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做好跟踪、分析、评估工作，督促地方各级财政也切实加大对医药卫生改革的投入，足额安排、及时拨付医疗卫生资金，确保完成全国新增8500亿元投入的任务。

在南极海域沉船事故中获救的4名中国船员抵达新西兰

　　新华网惠灵顿12月24日电（记者黄兴伟 刘洁秋）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24日证实，13日在南极海域沉船事故中获救的4名中国船员已于23日抵达新西兰南岛南部港口布拉夫。

　　受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徐建国的委托，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领事部主任姜殿昌23日赶到布拉夫港，慰问4名获救的中国船员。姜殿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包括4名中国船员在内的20名获救船员搭乘一艘韩国远洋渔船于23日深夜抵达布拉夫港，随后被安排在当地一家旅馆安顿下来。

　　姜殿昌向4名中国船员转达了徐建国大使的慰问，并向他们赠送了慰问品和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姜殿昌说，这4名获救中国船员情绪稳定、身体状况良好，他们对祖国人民的关心深表感谢。

　　韩国远洋渔船“第一仁成”号13日在新西兰以南的南极海域失事沉没，船上共有42名船员，包括8名韩国人、8名中国人以及11名越南人、3名菲律宾人、11名印度尼西亚人和1名俄罗斯人。42名船员中仅有20人获救，其中包括4名中国船员。看完这篇新闻，我的心情：00000000

四川残疾人自强队调查:曾以100元价格收购工人

曾令全夫妇和他们培训的智障奴工 （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 冉金 朝格图 发自四川渠县

　　渠县官方声明强调：“渠县收养所系渠县农民曾令全个人行为”，没有得到任何审批，属于非法组织，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曾家出示多份当地政府官员慰问照片、媒体正面报道、政府盖章证明和民政局批复文件，证明“残疾人自强队”自成立以来的15年间，一直获得当地有关部门的许可甚至支持

　　一份签订于2008年9月9日的《劳务协议》，将近来的残障奴工事件指向四川省渠县。在这条布满血泪的黑色利益链条的终端，是一个名叫曾令全的人，和他的“渠县残疾人自强队”。

　　这份实质等同于“人口贩卖”的协议显示：甲方石材厂“雇用”乙方曾令全“渠县残疾人自强队”5名“队员”，付给“残疾人自强队”的费用为每人每月500元。

　　据清查石材厂的警方介绍，5名“队员”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或精神残障，其工作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且长期遭受非法拘禁、打骂虐待等非人待遇。

　　奴工事件一经曝光，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当晚，“残疾人自强队”实际控制人曾令全被渠县警方刑拘；次日下午，曾令全的妻子李素琼亦被警方控制。在随后发布的仅200字的声明中，渠县官方强调：“渠县收养所(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系渠县农民曾令全个人行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渠县官方亦反复强调，曾令全所谓的“渠县乞丐收养所”和“残疾人自强队”没有得到任何审批，纯属个人行为，属于非法组织，政府对此一无所知，并于12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罪名将曾令全正式批捕。

　　曾令全的家人对这份声明表示强烈不满，曾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多份当地政府官员慰问照片、当地媒体正面报道、政府盖章证明和民政局批复文件等多项证据，证明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自成立以来的15年间，一直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甚至支持。

　　南方周末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事实上，正是在当地政府赋予的“慈善”光环下，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逐步形成“收容残障人士——进行初步劳动技能培训——以佣工方式贩卖牟利”的经营模式，而当地民政机构与个别腐败官员深度参与其中。15年来，“自强队”通过残忍暴力手段奴役控制大量残障人甚至正常人，剥夺其人身自由，实施非法强制劳动。

　　一个渠县农民，是怎样建立起他的奴工队伍，其间助力与推手来自何方？而在最终伏法之前，曾令全又是借助什么力量多次逃脱法网？

　　光环

　　在1996年之前，曾令全还只是一个不太成功的生猪养殖户。他拥有一个小型的猪场，由于习惯在卖猪前把猪“撑饱”，同村的屠户从来不愿收他的猪。

　　1996年元月，曾令全偶然碰到了捡食垃圾的智障流浪汉李兵。正缺帮手的曾令全将李兵带回家做了小工。其后数月，他又陆续收留了两名智障人。

　　在后来他写的一份《关于创办私立乞丐儿收养所为社会献爱心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最初的动因：“这几年我经常在街头看见一些乞丐小子，衣不遮体，赤裸于街头，吃喝残汤剩水，霉烂水果，既十分可怜，又十分可恶……”

　　曾的妹妹曾令菊回忆，最初家人都不能接受曾带回家的智障人，但在曾令全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训练后，三个人居然干完了猪场的全部事情。

　　不久，“农民收养乞丐”的消息传开，引起了渠县政府的兴趣。

　　位于四川东部山区的渠县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农业县，经济薄弱，大量家庭无力照顾的残障人长期流落街头，以捡拾垃圾乞讨为生。时任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称，对于这些“又脏又臭，好吃懒做”的乞丐，县政府惟一的对策就是：一遇检查，就拉一车送到邻县去，而邻县遇到检查又拉一车送到渠县来。

　　曾令全的出现恰逢其时。短短数月，渠县各级官员先后七次去曾家考察。1996年11月15日，时任渠县县委书记张家林与县人大主任熊克志，在区委书记熊忠华及民政局局长刘福全陪同下亲赴曾家。

　　看见三名曾经流落街头蓬头垢面的“讨口子”在曾家衣容整洁地养猪干活，“自食其力”，县委书记张家林兴奋不已，盛赞“我们国家官员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小曾做到了！”并在渠县党员大会上号召向曾令全学习。

　　渠县开始宣传曾令全的事迹。《四川日报》以“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为题，做了报道。报道称，“民政部门对于曾令全收留乞讨者的方式很感兴趣，认为曾令全的做法为解决乞讨者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自此，曾令全收养使用智障流浪汉的行为，被戴上了“慈善”的光环。此后，这个光环一直被曾令全牢牢地抓在手里。

　　政府的宣传表扬，让曾令全踌躇满志。1996年底他写申请雄心勃勃地表示，将变卖房屋投入所有资金创办一所乞丐儿收养所，扩大10倍的养猪规模，“力争明年内把渠县的乞丐儿(除了严重疾病的)统统都管起来。”

　　在渠县政府允诺拨款15000元之后，“扩大10倍”的养猪场迅速建立起来，但这却成了曾令全的灾难——市场的变幻使他的生猪生意大亏，而猪场的大批残障人成了负担。

　　在后来的一份关于残疾人自强队的自述中，曾令全称自己养猪“入不敷出，痛定思痛，自1999年始，带领队员外出务工。求得一些工头、老板的同情，施展仁爱之心，让他们打打下手，干干杂活，自己养活自己”。

　　这正是曾令全的奴工生意的开端。无论其本人最初有意或无意，这一意外之举正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贪欲的驱使、监管的缺失与当地民政机构的主动参与之下，其后事态的发展加速滑向犯罪的方向。

　　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曾令全发现，他找到了一条比养猪更旱涝保收的经营之道。他带着这些智障人，从渠县周边打零工开始，一直走出渠县前往省外。就是在1999年，他给自己的队伍取了一个名字：“残疾人自强队”。

　　合谋

　　2000年，渠县首次对“残疾人自强队”做出官方认定。县民政局将“渠县私立残疾人收养中心”隶属于渠县收容遣送站管辖，定名为“渠县收容遣送站渠西教育场”。此时，“自强队”共收养智障工人16名。

　　奇怪的是，对于官方承认，曾令全却向达州市政府、四川省政府、中国残联等处写信上访，信件内容显示，曾认为“隶属于收容遣送站，定名‘遣送站的教育场’改变了其个人自筹自办公益事业的性质”。

　　在被警方拘捕前，曾的妻子李素琼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她解释，其中曲折在于，官方收容站眼红曾令全的盈利前景，试图以隶属的方式合作，曾当然不愿意。

　　李素琼回忆，渠县收容遣送站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在位于水口乡太平寨的麻风病医院原址上建立了一个官办收容基地，准备同样进行“劳务输出”。收容站站长刘定明还曾提出让曾令全去管理，月工资1000元，但遭到曾令全拒绝。

　　为此，收容站以没有户口为名突袭曾家，将“已经培训好，可以打工”的智障残疾人全部拉走。而曾令全申办合法“自办公益事业”的申请也被搁置。

　　时任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曾家这一说法，称当时确有收容站一位股长多次找曾谈合办，“目的说穿了就是想得到好处”。但不愿被官方合并的曾令全为此四处申诉。而据曾令全的父亲曾永明回忆，这位股长就是收容基地运送股股长杨军义。最新消息称，杨军义目前已被渠县警方刑拘，而收容站站长也被停职。

　　在“收容站突袭曾家拉走全部工人”后，曾令全终于妥协。“残疾人自强队”与渠县收容遣送站的合作自此达成。

　　双方的合作模式为：收容站将残障人士送到曾令全处实施“培训”，然后外派务工，所得收入与收容站分成，具体比例目前仍然不详。此外，收容站在接到生意但人手不够时，也会向隶属曾的工人派工。曾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的一份签订于2006年的劳务协议显示，运送股股长杨军义与曾令全协定：杨从曾处带走3名智障工人，按每月1000元给付工资。

　　双方的合作在2006年经历了第一次危机。曾令全的父亲曾永明回忆，2006年在湖南耒阳，派驻湖南的务工负责人罗政(曾的妹夫)打死一名流浪汉被抓捕判刑，警方调查牵扯出了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

　　但出了人命的耒阳案并未影响曾令全的“慈善事业”，曾只是出去躲了一下。时任渠县城北派出所民警、现任渠县临巴镇派出所所长王斌解释：耒阳警方发了协查通报，但渠县警方“找不到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2006年4月，几乎在湖南耒阳案判决的同时，成功“避险”的曾令全居然顺利拿到了一份政府认可文件：渠县渠江镇民政办批复同意“残疾人自强队”改名为“渠县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

　　在这份《渠江镇民政办关于成立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批复》的文件中，渠江镇仍然对曾令全的“事业”充满了期望，鼓励曾令全“为促进我镇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冠名“渠县”之后的“残疾人自强队”自此进入高速发展，曾令全给渠县政府的一份申请文件显示，在2006年，“自强队”已先后收养137人。而在湖南被判刑的罗政则向警方交代称，此时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已有数百人的规模。

　　疯狂

　　2007年，通过村委会的牵线，曾令全买下了村小学，陆续投资二十多万装修，改建为培教基地。基地内外贴上“八荣八耻”等各种口号标语，大门口则悬挂残疾人自强队和乞丐收养所的牌子。基地办公室内悬挂大幅组织结构图：董事长为时任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曾令全自任负责人。

　　此外，他主动联系几名“自强队员”的家人来接人回家。其中南充蓬溪县徐家镇三村村民何仕华家的“傻儿子”走丢十多天，突然接到电话称在渠县。何仕华夫妇找到了曾，在给了300元生活费和一幅锦旗后接走了儿子。那幅“救助弱势群体，倍感温馨如家”的锦旗被高高悬挂在了曾令全的办公室里。

　　曾令全志得意满地宣称，经过不懈努力，自强队已初具规模。“全队设有八个工作组，经过本队精心培教达到自食其力的已在北京、天津、深圳等大城市务工。”曾所言不虚，就在12月17日下午，四川渠县的调查组还在北京市南郊亦庄的一个大型工地和房山稻田村的一个工地上，解救了总共11名来自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残障工人。

　　曾令全称自己的自强队创办之初，就秉承“服务大众，为民办实事”的观念，收留的成员主要是智障乞丐、精神病患者和父母送来的好吃懒做、装疯卖傻之辈。

　　但事实上，此时的曾令全已近乎疯狂。其工人来源也更加复杂。除了来自救助站，曾令全还打招呼以100－300元的价格向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直接收购。

　　据一位三轮师傅称，除了女性和残疾不能劳动者，曾令全规定了三不要：吃屎的(精神病)不要，见人就脱衣服的不要，打了不肯干活的也不要。

　　曾令全自己也经常骑着一辆刷有“自强”和“救助”字样的摩托车去各村搜寻可以劳动的智障人和单身汉，以打工为名或骗或强行拉到培教基地，送到外地打工。

　　培教基地拉人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曾经一位附近村民从路边走过，因为穿着破烂，基地的几个人喊了一声“疯子”，就拉他进门。幸亏附近认识的村民看见后阻止。

　　曾有人举报李馥乡砖厂与培教基地合伙虐待智障工人，民政局来人将砖厂的残疾人一车都拉走了。警方也介入调查，砖厂老板进去十几天就出来了，曾令全依然安然无恙。负责调查此案的现临巴镇派出所所长王斌称，当时专门咨询过，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是否合法。得到的答复是：私人无权收置残疾人，应该属于非法，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对此，一位知情的公安人士称，当时县上正对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大力扶持，没法查。

　　也有村民将无力照顾的家人送过来。青龙乡双凤村九社的精神病人李福国在家里发病打断了父亲的手，其父母听说曾收养残疾人，民政局发了执照，就将儿子送了过来。按照曾令全的要求写了委托书在乡政府盖了章。委托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订立生死合同：“出现任何意外都不追究曾令全的责任”。

　　李福国不久就被曾令全送到外地打工。去年春节回来，曾令全突然找到李的父母称，没有工作做了，养不起要把李送回来。李母向其求情答应将家里每月240元的政府特困补助给曾一半，才将其留在了曾处。一个月后，又被送出务工，从此再无音讯。

　　落幕

　　在对外宣传中，曾令全宣称他摸索了一套对残障尤其是智障人士的科学管理培训体系，包括思想教育、军训、跑步、干活等等。但在其曾经的管理人员罗天汉看来，这个体系的核心只有一条：不干活就打。

　　罗天汉在2005年左右帮曾令全管过7天的工人。“曾令全的心太狠了。”回忆起那7天时间他说。

　　曾令全主要的教育方法就是用电线折起来打屁股，对于刚刚收来的人，一般先打一顿，打得血肉模糊，坐都坐不住。边打还边问，想吃饱吗？另一种就是电棒直接打，大多数的殴打在晚上收工之后，根据白天干活的情况判断谁该被打。

　　智障人通常六七个人被编为一个班，选智力情况较好的当班长，主要的职责是监督干活情况，晚上向曾令全汇报谁偷懒，曾令全就打谁。有时候曾心情不好不想动手，就让班长打。

　　罗天汉帮着看管了7天，觉得太残忍就不干了。他曾经劝儿子不要参加，但儿子不听，结果三个月后就出事了。他的儿子就是在湖南被判刑的罗政。

　　这些年，村民们经常听到被打奴工的呼号，去年，还目睹了一位光着上身全身血淋淋的男子从培教基地逃出，又被曾家捉回去。

　　曾令全的经营模式还类似加盟店。他是庄主，控制所有的工人。例如罗政这样的“管理员”愿意带人出省务工，就跟他签协议，交押金，工钱分成。

　　据曾永明介绍，曾令全至少有十多个管理员。带人出去前一般交八千到一万元押金。每年春节结账。所有的工资四六分成，曾令全占四，管理员占六。曾永明回忆：年终给管理员分成一般达到六七十万元。

　　曾令全的妹妹曾令菊说，年终还根据绩效发奖金。所谓绩效就是工作的时间。一个月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正常出工就算效益良好，会有800到1000元的奖金。

　　而工人的全部工资都要打入曾令全的账户，在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劳工中，绝大多数表示“没有在年底领到过钱”，只有一个人说，曾令全给过他2000块。

　　与残酷的经营模式同时进行的，是曾令全慈善光环的不断加强。曾家人回忆，2009年、2010年两年春节，渠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有荣都和民政局干部带着大米、衣被到培教基地视察慰问。在数年之间，培教基地已经成了渠县民政系统的一个慈善典范。从那一年开始，曾令全接连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执委。

　　2009年，已退休的原人大主任熊克志也被统战部副部长张有荣约着到培教基地慰问。退休多年的熊很是惊讶，没想到残疾人收养所竟然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了。

　　熊克志提了两个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残疾人是否享受到了与正常人同等的人权；另外这些残疾人挣的钱是否真的用在了这些残疾人身上。“做善事和打着善事的牌子去敛财是两码事。”熊提醒说。

　　曾解释，一部分收入拿来养活他们，剩余的钱存起来，一是转户口买保险，二是存起来以后发还本人。

　　除了户口，曾令全还给残障人办了低保，每月有两百多元补助。曾当时还拿出办的户口给熊看，熊问是怎么办到的，曾回答：“熊叔叔，这你就不要问了”。

　　在罪行终于曝光后，媒体记者云集曾家和渠县幸福坝村。多年来耳闻目睹诸多罪恶的村民们终于找到了“倾诉对象”。“我们一直在等一场运动，”一个老村民说，“曾家挂的是残疾人收养所，是他们在收养残疾人，还是残疾人在养他们？他们吃的是残疾人的肉，喝的是残疾人的血！”

　　原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说，2009年春节他在基地向曾提的那两个问题，与其说是说给曾令全的，不如说是提给当时那些在场官员的，“可惜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到他一个人身上，可能吗？”熊克志最后说。

吉林：一年受灾一年恢复 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长春12月24日电（记者齐海山）受旱灾影响，吉林省2009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492亿斤。经过强基础、增投入，2010年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达到590多亿斤，实现一年受灾一年恢复，粮食总产净增100亿斤左右，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2009年夏季，吉林省发生了严重伏旱，粮食产量受到影响，粮食总产量只有492亿斤，比上年下降13．4％。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要求各地始终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抓好粮食生产既是政治责任，也是加快振兴发展、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内在要求，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工作，为稳定全国粮食产量、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0年，吉林省同样遭遇了极为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粮食生产先后克服和战胜了春季低温多雨、初夏严重干旱和伏后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吉林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农民抗灾自救的基础上，提早安排部署，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及时下拨和发放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国家实行粮食收购保护价等一系列政策，使农民得到了实惠，种粮的积极性十分高涨。

　　    吉林省农委主任任克军说，2010年吉林省粮食生产呈现“五增”的特点。一是粮食播种尤其是高产粮食作物面积明显增加；二是生产投入增加，资金和化肥投入均创历史新高；三是保苗率增加。全省玉米、大豆平均保苗率均高于常年；四是扩大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面积，玉米高产耐密型品种比例增加；五是高产创建示范面积增加。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任克军说：“经过积极努力，特别是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在大灾之年夺得了特大的丰收，全省粮食总产将比去年净增100亿斤左右，吉林省无论是粮食总产、粮食的商品率和人均占有量，特别是粮食单产的水平都位居全国的前列，目前吉林省粮食人均占有量是全国唯一人均占有吨粮的省份。”

　　    “十二五”期间吉林省计划再增产100亿斤，到2012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600亿斤阶段性水平，到2015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700亿斤阶段性水平，粮食商品率和人均占有量保持全国第一。“努力把吉林省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安全食品输出基地、高新技术应用转化基地、循环高效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任克军说。

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点评市委宣传部

　　核心提示：

　　【专题】超级pk——温州市11个市直宣传文教单位“互学互比”活动汇报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点评

　　【温州网·原创报道】12月24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体育局等11个宣传、文教单位开展“互学互比”活动。温州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图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点评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