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提示
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一直以来被举为认定墓主是曹操的“最为确切的证据”。在一轮轮高涨的质疑声中，关于“魏武王”石牌的言论从未间断。日前，邯郸曹操墓研究学者刘心长专就此问题进行考析。他认为，石牌上的“魏武王”铭文存有重大问题。这3个铭文不是确认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证，恰恰相反，却是不能证明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伤。安阳西高穴大墓中发现的石牌石枕是假的，是伪造的，其他作伪痕迹也提供了造假的旁证，石牌石枕的发现、发掘和认定过程也充满了种种疑问。
石牌不可能铭刻“魏武王”
东汉末年，军阀们为了筹集军饷和攫取宝物，疯狂掘墓，曹操也干过盗墓的事。《文选》载陈琳起草的《为袁绍檄豫州》列举曹操发掘梁孝王墓时说：“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唐朝李善注说：“《曹瞒传》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
在这种盗墓成风的时代，曹操不能不考虑防止身后陵墓被盗。曹操一生政敌私仇很多，在遗令中他说墓葬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固有他当时提倡薄葬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防盗墓。曹操遗令说，他的墓葬中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又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类，一不得送”。这就是向世人昭示，他的墓中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必要盗挖。
曹操为了表明不埋葬金玉之物的决心，连标志他履历身份的金玺也没有带在身上。曹植在《武王诔》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随葬的只是系金玺的绶带。这样也可不暴露身份，防止政敌仇家掘墓辱尸。
如果说，曹操在遗令中只是透露出他的防盗考虑，那么明白无误地讲其防盗墓意图的，是曹丕后来所作的《终制》中说出的：“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曹丕从汉氏诸陵被盗掘的惨痛教训中看到，“厚葬封树”是盗墓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说出防盗墓的最终目的是：“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墓葬是藏起来，使人找不着，看不见，更不标示墓主的身份姓名。曹丕是曹操主丧的孝子，他对墓葬的这种认识，会把刻有明确标示他父亲身份的“魏武王”的石牌埋入墓中吗？他不怕曹操墓也像汉氏诸陵被发掘，骸骨被烧的焚如之刑吗？这些违背曹操遗令、遗愿，违背曹丕令文、意愿，标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到底该怎样解释呢？
当时公文没有“魏武王”称谓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汉献帝策命“为魏公”。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6年)，汉献帝“进公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曹丕继任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操去世10个月之后，即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禅代汉室称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汉献帝在禅位的册书中有“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的文句。
曹丕即位，又改延康为黄初。黄初元年十一月，“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从这些当时的公文正式行文用语来看，曹操去世后正式标准用语是谥号“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而在安阳所谓“曹操墓”中的石牌文字的书写铭刻，是一件极严肃郑重的事，书写用语应该与正式公文的用词相一致。所以，石牌上不可能书写铭刻“魏武王”。这里还有一个佐证，曹植哀悼曹操的诔文题目是《武王诔》而不是《魏武王诔》，这证实曹操下葬时的正式称谓是“武王”而不是“魏武王”。由此可以判认，“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等石牌铭文是假的，是伪造的。
“魏武王”铭文有常识性错误
曹操去世时的建安二十五年，还是汉献帝的年号。曹操被谥封的“武王”，是汉朝的“武王”，而不是汉封魏国的“武王”。曹丕禅代汉室，汉献帝在册书中说的“武王”，也是汉的“武王”，不是魏国的“武王”。曹丕称帝后，才追曹操为“考武王曰武皇帝”。刘心长说，这是鉴别石牌是真是伪的关键点，是要害部位。“魏公”、“魏王”、“武王”，是3个平头等序的词，所谓平头等序是指大汉皇帝赐给曹操的爵位，如果在爵号前加主属词，只能加大汉或汉，不能加魏。如果真是在曹操墓中埋葬了标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那就标明曹操已经篡汉了。这件事不论是曹操临终遗命，还是埋葬曹操时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丕干的，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同时，在是否代汉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曹操生前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为丞相。为了平息舆论，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有名的令文《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令文中回顾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开始青年时期的志向并不大，“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曹操平定天下的功劳越来越大，同时权位也越来越高越重，所以恐人“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于是把别人想说的话自己真实地讲了出来。曹操列举历史上的范例，说他三世深受汉室厚恩，决不篡汉。曹操把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先告诉社会上的人们，“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刘心长认为，曹操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在他去世前的10年，为时不算太长。当时曹操代汉这件事不但在曹操政治集团中的人有议论，连东吴的孙权也看出强大而握有重权的曹氏代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就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这小子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曹操心里明白，谁抢着篡汉称帝，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已经掌握了实权，可以发号施令，也就行了。在他这一代，决不代汉，不冒这个政治风险。如果有可能，他的下一代即曹丕那一代可以代汉，他只发挥周文王的作用。
“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后来就变成一个历史常识了。”刘心长因此质疑，曹操早年的最大志向是死后在墓道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怎么在曹操并未代汉的情况下却在曹操墓中发现了标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呢？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在认定石牌时考虑过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考虑到，是水平问题；如果考虑到了，就是态度问题了。
所以，仅凭石牌上“魏武王”这3个铭文，就可以正确认定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如果不是，怎么解释？请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作出回应。
“魏武王”称谓是历史文献错误
汉末曹魏时期的正式公文中，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因为“魏武王”的称谓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因为曹操身份特殊，此事敏感。实际上，如果在朝代上没有疑问，墓主身份也没有政治敏感问题，后世史学家和世人也可以用郡国封地称谓墓主。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说过“梁孝王”。“梁”是西汉孝王刘武的封地。《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中也有“任城威王彰”、“彭城王据”等称谓，“任城”，“彭城”，也是封地。
但是，曹操就不同了。当时就有不少人疑心曹操要篡汉，这是一个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魏武王”的铭文不可能在曹操墓中出现。如果曹操墓中的石牌不写汉臣，而写“魏武王”，会带来政治麻烦，给政敌以口实。历史事实是，曹操时期不但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就连“魏武”这个词也没有，只称“魏公”、“魏王”，死后谥“武王”、追“武皇帝”，“魏武”是后来史学家和文人对曹操的称谓。
刘心长注意到，“魏武王”的称谓在曹魏两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只是在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有记述，而这些记述都是存有问题的。“魏武王”的称谓在历史上以东晋末年和南朝初年为分水岭，东晋末年以前历史文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南朝初年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出现了“魏武王”的记述。不过，这种历史文献中的乱象，稍加考析即可辨清。不管是南朝《宋书》，还是北朝的《水经注》，以及再后唐初的《晋书》，都不能否定曹魏时期只有“武王”的谥号而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所以，刘心长认为，由此可态度坚定地指认判言，安阳大墓中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
◎人物介绍
刘心长，河北隆尧人，1943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编审，邯郸学院兼职教授，邯郸大学特邀研究员，临漳县古邺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从事历史研究30余年，是国内著名曹操墓研究学者，近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曹操墓的研究，曾出版《曹操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一书，并著述大量有关曹操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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