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
“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他对本刊记者说：“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镇上干部答复：“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王书记说：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第一条建议是：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
“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
“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他回答：“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但出路总会有的。”□
宿松：艰难的融入
在他的院子里，栽着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树，还有叫做“六叶尖”的烟草，他用废纸卷起一根，“还是这个好抽，劲大，又便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两年前，邹永松和殷刘红结婚，成为复兴镇里的新闻。三峡移民娶上当地姑娘，这在当地是第一例。“开始我妈妈还担心我会跟他跑回巫山。”殷刘红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例，被当地移民干部屡屡提及，视为来之不易的成绩。
2001年8月，包括邹永松一家在内，千余位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的三峡工程移民，外迁到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
迁入之初，即发生震动不小的“宿松事件”。在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看来，此事发生在外迁过渡期，也是不稳定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现在稳定情况总体不错，”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融入当地社会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初来者
为三峡工程135米蓄水做准备，2001年8月22日和29日，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新春村、河口村共246户、1087位村民，分两批抵达宿松县复兴镇的两个安置点。
安徽地方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移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一排排规划整齐的二层小楼房就是他们的新家。”
但就是房与地的问题，很快引发纠纷。
在华阳河农场二分场安置点，沿着中心道路比邻而居的宁河、新春两村移民，入住后发现分配到的住房与耕地距离不一，发生争执，多次到镇政府集体上访。
时隔一年，经迁入地政府与农场协调，重新划定耕地并分配下去，这一争议方告平息，此乃后话。
在房地距离争议相持不下之时，又有移民就居住点道路规划提出异议。24户宁河村移民的住房门前道路只有8米宽，比其他道路窄了4米。本刊记者今年6月前去采访时，仍有移民对此表示不平。
据迁入地政府人士介绍，搬迁之前，规划设计单位提出以菜园地补足门前道路，已得到迁出地政府和移民代表的认可。入住之初的两个月，抓阉分得该道路两侧住房的移民并未发难。但两个月后，移民开始就此逐级上访，要求补偿“损失费”。
时任复兴镇副镇长的胡翀向本刊记者介绍：“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答复不能乱开口子，否则会影响国家的三峡移民政策。”
2001年12月13日至14日，谈判未果的移民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是为宿松“12·13”事件。
事发后数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负责人赶赴安徽表示，移民中“特殊公民”、“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移民留恋家乡、适应陌生地确有困难；迁出地政府的难处和苦衷需要体谅。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来到宿松的移民，每每骄傲地向本刊记者提起他们的家乡。
大昌古镇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畔，有着1700多年历史，兼军事与航运之利，是古时陕西、湖南、四川等地商贾云集之地，保留大片明清古建筑，为三峡地区旅游胜地。
大昌自古不乏移民，今人多称祖上于“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但迁入多，迁出少，当地流传：“大宁大昌，不思家乡。”
此处耕地虽少，但人气旺，许多当地农民有自己的技能与副业，如驾船、摆摊、开餐馆等。“我在老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即使不种地，也有余钱。”河口村移民卢忠长说。
三峡工程的到来，改变了一万多名大昌人的生存状态。
“三峡工程‘造谣’(当地用语，意同传言)造得很早，毛主席在世时就‘提倡’过。”64岁的张全魁回忆，199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此时便听说三峡工程一定要搞，有人还不信，“毛主席都搞不成，现在哪个搞得成？”
黄发明就是怀疑者之一，他当时到处借钱，想建一套砖木结构的新房。有干部劝阻他说，顶多住七八年，而且新建房屋不补偿。但他还是建了。
到1990年代后期，“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动员在库区渐趋密集。“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河口村移民郑本仕说。本刊记者所访移民，几乎都有类似表示。
得知去向时，已时日无多。“刚提倡搬迁时，讲过可以后靠，可以自谋职业，”郑本仕说，“外迁只讲了一年多，就要走了。”
1999年国家移民政策调整，加大农村移民外迁计划至12.5万。经一年多试点，移民外迁于2001年至2003年大规模展开。
据多位移民干部介绍，三峡农村移民前期工作淡化外迁的原因，一是高估了就地后靠安置的容量，二是过去数十年水库移民外迁有多次失败教训。后来人多地少矛盾凸显，再加上前期搬迁进展有限、三峡工程蓄水在即，遂加大、加快外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