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副县长、公安局副局长、房管局局长等领导带队，1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前往位于该县凤岗镇农科所东门郊外23号的钟姓人家，“就房屋拆迁开展有关政策法规解释和思想教育工作”。
宜黄官方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最终以钟家31岁的二女儿钟如琴、59岁的母亲罗志凤，以及79岁的大伯叶忠诚，在自家楼上用汽油自焚而收场。
事发后第三天，宜黄县官方于9月12日下午发布关于此事的情况说明，将事件解释为“误伤”。
官方的声明称，“拆迁对象钟家故伎重演，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3人”。
由此，“9·10”事件演变出官方和当事人各自讲述的两个不同版本，而有关此事件的发生原因，双方同样是各执一词。
事发后，本刊立即派出记者赶赴宜黄事发地点、南昌的伤者病房现场采访，通过拆迁当事人的回忆，目击者的讲述，结合现场照片、视频、手机录音，以及相关政府文件资料等，力图还原自焚真相及整个拆迁冲突的由来。
截至本刊发稿，叶忠诚已于9月18日凌晨去世，其余两名伤者仍未脱离生命危险，而钟家与宜黄官方的拆迁纠纷仍在持续。
——编者
事发已一周，31岁的钟如琴身缠白纱，静静躺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中心的病床上，仍是命若琴弦。
因同地方政府发生拆迁冲突，钟如琴和59岁的母亲罗志凤，以及79岁的大伯叶忠诚，于9月10日上午在自家楼上自焚，后被送至医院，她和母亲至今未脱离生命危险，叶忠诚已于9月18日凌晨去世。
经此悲剧，一个曾经其乐融融的13口大家庭，命运逆转。
钟如琴等三名伤者在南昌接受救治。钟如琴的大哥钟如满、妹妹钟如凤等人，在医院附近小旅社暂居，每天来往医院，站在重症监护病房的走廊里，隔窗察看亲人。
钟如琴的三哥钟如奎和六哥钟如田，远走北京，于9月16日下午正式委托京城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
四姐钟如翠、妹妹钟如九，在同一天上午7点，赶到南昌昌北机场欲赴京申冤，但被宜黄县委书记率领40多人拦截。混乱中，两姐妹躲入机场登机口女厕所内，僵持良久，后被宜黄县派来的女工作人员带出，禁止登机。
钟如奎的妻子邓香英和儿子，仍然坚守在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农科所东门郊外23号的钟家三层楼房。烟火熏烧痕迹犹在。
事发数天后，这栋位于矮坡上的三层小楼乃至周边小区、工地，仍有多名不明身份者骑摩托来回巡逻，监视着陌生人的进出行踪。
异样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县城。晚上10点，还有警车在街上巡逻。当地其他拆迁户，因遭遇来自政府方面的全方位“思想工作”，有的远走南昌等地。
自焚发生的9月10日当晚，即有村干部找到了邓香英的母亲，说：“你女婿家里出了这个事情，不要跟他们来往。”
十年河西十年河东
在凤岗镇桥头村福泉岗一块荒地上，钟家老小亲手建造了自家的房屋；三年后，平静安宁的生活被拆迁打破
风暴中心的钟家三层小楼，建于11年前，总面积为397.64平方米。
钟家数十年前从安徽迁至宜黄县，以开瓦窑厂为生。宜黄位于赣东中南部，因地处宜水、黄水汇流处而得名，又因华南虎、宜黄腔、曹洞宗发源地，而被称为“戏乡虎苑、禅宗圣地”。
当年这块土地的平静、祥和，让钟家产生了筑房安居的梦想。1999年，他们获得位于凤岗镇桥头村福泉岗的一块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并于当年10月10日，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签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证编号为“宜A国用(1999)字第02389号”。
钟家由此开始实现自己的筑房梦。那年夏天，七兄妹加上帮工，用锄头和板车，劈山，整平，挖出地基，“皮都晒脱了”，钟如田回忆说。
一座三层小楼一天天长高，开窑厂的钟家人，亲手烧制了新房顶上的全部瓦片。2000年初夏，新房的二楼和三楼连铝合金窗户都因无钱而未装上，一家人还是高兴地搬了进去。
罗志凤与丈夫钟家诚生有九子女，除去幼年过继给别人的老二和老七，还剩下三子四女。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三均已婚。
楼房盖成后，办了三套房产证、国土证，分别填了三个儿子的名字：老大钟如满、老三钟如奎和老六钟如田。
剩下的四个女儿——老四钟如翠、老五钟如琴、老八钟如凤和老九钟如九，在新房中也拥有自己的房间。
大伯叶忠诚，原是钟家诚的结义兄弟，多年在钟家的窑厂帮工。年迈后仍住在钟家，被尊为“大伯”，由钟家儿女赡养。由于年纪大爬楼不便，他的房间被安排在小楼的一层。
钟家人印象中，那时的福泉岗很是荒凉，周围是桥头村、河东村的稻田，向西两公里外缓缓流动着宜黄河，河东岸边桥头村潘家组，住着潘俊斌和邹国宏等多户人家。河西岸是宜黄县城，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3.5万人口。
钟家的西面，是一家叫做宜黄轻工综合制品厂(下称轻工厂)的城镇股份制集体企业，当时已搬迁至此十年，有67名职工，厂房占地30余亩(档案记载为28.5亩)，建有砖木结构厂房、宿舍、仓库等，建筑面积2937.5平方米。另有晒场、水泥路面等。厂里的一栋家属楼里，住着1962年出生的黄春英，以及另外12户人家。他们是钟家为数不多的邻居。
尽管地处偏僻，但钟家和他们的邻居生活平静安宁。
这样的生活只维持了三年。宜黄县境内多带状丘陵山地，土地紧缺，钟家所在的县城外河东农田区，是最为平坦的一块。随着宜黄的发展，“河东新区”的概念被提出；2002年，一系列招商引资逐渐展开。
钟家及他们邻居的平静安宁从这一年开始被打破。2002年11月1日，一家名叫宜黄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宜黄投资公司)的企业在抚州工商注册，主要经营投资经营管理城市土地资产(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注册资本3000万元，在职员工15名，董事长余文盛。资料显示他还担任宜黄县财政局副局长。该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河东新区开发中的拆迁主体。
这年12月28日，宜黄县与浙江恒昌集团签订合同，前者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者投资8亿元，整体开发河东新区。2003年3月28日，河东新区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由此从宜黄河东岸，逐渐逼向钟家所在的福泉岗。
数年间，桥头村和河东村的一两千亩良田迅速消失。
新客运站项目
拆迁21户土地总计58亩，用于“公益项目”新客运站只占地18亩。其余土地的用途存疑
直接改变钟家和他们邻居命运的，是一个叫做新客运站的项目。
宜黄县政府2002年发布的文件(宜招项67号)称，公路运输是该县经济流通的主动脉，但现有客运站地处闹市、场地狭窄，已不适应经济和城市发展需要。为此，拟在县城河东新区规划筹建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客运站。规划中的客运站，占地8000平方米，客运站房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首先被波及的是钟家西面的轻工厂。
2003年下半年，钟家的邻居黄春英听说，厂子要拆了，这个地方要建汽车站。
据宜黄县二轻局退休老干部吴允道于2009年9月写给江西省纪委领导的信中描述，2004年4月，宜黄县相关领导和轻工厂当时的厂长，在政府办公室达成协议，作价160万元，政府征收该厂全部土地(即档案面积28.5亩)。由于协议未经职代会，职工多次上访。
轻工厂职工在2008年11月起诉宜黄县政府的行政起诉状中称，县政府征收该厂全部土地等资产，未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征收、拆迁均未签订书面补偿协议，程序违法。
起诉状显示，被征收的土地中，用于新建汽车站公益项目的土地只有16.5亩，另10多亩土地是用于非公益项目。
对于轻工厂的情况，钟家并不太了解，只是从时常来聊天的黄春英那里，知道他们去上访了，“去北京跪了三天，没人管”，后来还被截访。钟家人也跟着失望、难过。
此时，拆迁的阴影已一步步逼近钟家。2007年夏天，宜黄县房管部门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在钟家墙上喷下一个红色的“拆”字，并称：“你家在规划的红线范围内，要拆。”
无声无息地，钟家的北边、西边，昔日大片的良田，已成为世纪家园、华南虎文化广场等项目的工地。在此期间，钟家目睹了推土机辗过稻田、反抗者被抓走等等景象。
当年11月，河东新区客运车站的建设项目正式立项。据当地政府的通报称：涉及该项目的共有21户，其中便包括13户的轻工厂职工以及钟家。
同一个月，轻工厂以及钟家等周边土地，被挂牌拍卖。本刊记者获得的当年“新客运站旁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示表”显示，五户申请单位(个人)对该土地的报价在2000万元至2240万元。
同时，客运站项目的真实用地情况也让人质疑。据黄春英透露，2007年11月土地挂牌拍卖显示，新客运站项目涉及21户土地总计58亩。
但无论是轻工厂职工起诉状中所称新客运站项目用地16.5亩，或是2010年“宜黄县城市重点项目建设安排计划”显示新客运站占地18亩地，显然都用不了58亩土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拆迁这么大面积的真实用途。
钟家的儿媳邓香英回忆称：“最早来找我们说拆迁的事儿，是说建新车站，后来又说建宾馆，后来又说要盖房子，再说要盖新停车场的大门。中间变了几次，我们从没见过规划图。”
一次，无意间，钟家人在他们家后面新开发的世纪家园楼盘，看到一个显示周边环境的立体模型。模型显示，在新客运站附近他们家的位置上，耸立着一座六七层的酒店。
后来，在新客运站工地上，钟家人在“新汽车站及办公大楼鸟瞰图”中也看到，9层高的新汽车站办公大楼旁边，是一栋与世纪家园的立体模型中的酒店外型雷同的楼房。
事实上，对于项目用地真实性的怀疑，在宜黄县的拆迁中并非孤例，如前述河岸东边的邹国宏、潘俊斌家。他们所在的沿河南段，是新城较晚开发的项目。
2008年4月25日，邹国宏在潘家的墙上看到，宜黄投资公司贴出公告，称滨江大道南北延伸段(南从解放桥头到卓望塔脚下，北从水岸名苑到六里铺大桥)，被列为当年重点建设工程，滨江大道南北延伸段防洪堤、道路、建设用地宽50米。邹、潘两家的房子被划入拆迁范围。
“这个公告里明确提到，拆迁片区的土地将用作防洪堤、滨江大道和建设用地。”邹国宏对本刊记者说，“但我们去年12月，县里招集我们上访人员开会时，副县长李敏军主持 ，城建局局长范建华直接就说，‘是用于做堤坝、滨江大道和房地产开发’。当时有十几个人在场，有三户人家，都听到了的。这就从建设用地变成房地产开发，不是公益用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