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资料图）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出版
近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本版摘编书中部分章节，回顾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和生活往事。
贫富悬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产”劳动对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共产”呢？非也！他是坚决否定这一政策的。耀邦同志主张社队利用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均主义，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呢？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
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大大改观。农村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使我国有更强大的物力、财力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如今，彻底消灭贫困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如北欧几国。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本、西欧诸国，应警钟长鸣，不能长期如此。
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
真理标准
历史的合力怎样形成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分享到：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封家书
耀邦对家人表达的信念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
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做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话做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求：“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能不动心吗？！”他对农业的考察和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他看我一眼，很快转头面向外婆，一板一眼地说道：“我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家居生活就此开始。
摘自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作者对话
“和中国人民一起过渡”
新京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以此为书名，有什么含义？
胡德平：这个大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改革应该怎么改？三是对三十多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应该认真来对待。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耀邦自己也说过，他只是在特殊的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是有局限性的。
新京报：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所以说自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分享到：
新京报：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核心是什么？
胡德平：经济问题上，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他1975年的很多讲话都已经表明了这点。
父亲说，你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新京报：这本书里提到你写过一篇《谈开放》的文章，你父亲曾经批阅。胡耀邦启动改革，他的方法和心态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心态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特点？
胡德平：我只能说他的经历。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他自己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来因为耀邦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飞机接来了。接胡耀邦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给你1000美金？
新京报：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分享到：
本版稿件图片均据《新京报》
胡德平
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军队农场锻炼，做过工人，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等职。2008年至今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