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
1977年5月1日劳动节，48岁的北京电力局职工胡其俊像往常一样，又一次把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
不过这一天，胡其俊显得比以往要正式。他特意换上了一身涤卡衣服。傍晚，当他降下旗，把它送回天安门管理处的办公室，然后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里时，属于他的一个时代也结束了。
或者说，由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结束了。从这天开始，北京卫戍区接手升旗的工作，国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从此告别了“业余”时代。据人们后来形容，当胡其俊离开时，他自行车后座上一直用来绑国旗的绳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国旗班每次升旗先是有两个人，后来又增加到3个。他们穿着军装、手持国旗走出天安门时，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过，起初，当他们走到长安街上时，遇上红灯，总要为长安街上的自行车和汽车让道。并且，他们和当年的胡其俊一样，每次都要翻过护栏，才能进入升旗台。
后来，1991年，当国旗护卫队代替了国旗班负责升旗时，旗台进行了改造，已经不需要翻越护栏才能进入了。胡其俊用过的22米高的旗杆，如今变成32.6米高，升旗的人数也从3个，变成了36个。
国旗研究专家、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室主任邢华琪曾经花费很长时间，追寻与胡其俊升旗相关的那段历史。他觉得，在胡其俊那个年代，升旗是一件朴素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天安门和国旗，在人们心里还没有那么重要的象征意义，“要知道，当时，天安门前是可以开卡车的”。
从2000年前后开始，邢华琪突然将个人的研究兴趣转向国旗。他回顾与国旗有关的历史后认为，在胡其俊升旗那个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升旗的时候唱国歌。事实上，他回忆起，在“文革”期间，因为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由田汉作词的国歌，连词都被改掉，到“文革”结束后才又恢复。
在邢华琪看来，国旗是在此后才逐渐在人们心里获得崇高地位的：1983年，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国内开始有了电视直播，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国旗在国外的赛场上升起。邢华琪还记得那时的情形，他觉得这确实能大大提升人们内心的国家自豪感。
“国旗逐渐成了爱国的象征、政治的象征”，邢华琪觉得，随着仪式越来越隆重，形式逐渐大于一切，邢华琪自称喜欢看俄罗斯的升旗仪式，仪仗队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前进，而是故意来回跑，显得没那么僵硬。他也很欣赏一些国家的元首在看体育比赛时手持国旗大喊的场面，“显得那么自然”。
“如果一直让胡其俊升旗升到最后，或者起码升到他退休”，邢华琪说，“那么这会变成一种传统，会让他的升旗变成世界上最打动人的升旗仪式。”
对升旗仪式所发生的变化，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则感到振奋。“你不得不承认”，胡克军感叹，“这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国力强了，对升旗重视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规模。”
不管怎么说，属于胡其俊那个年代的“业余”升旗已经成为历史。每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升旗的人，由于人越来越多，后来不得不采用安保力量将人群分割开，以免发生混乱场面。而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升旗手们也开始被人追捧，帅气的国旗护卫队战士，成为很多人嘴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胡其俊不再担任升旗手以后，有时也会来到这里，变成观看者中的一员。有时候他是自己来，也有时候是陪着儿女。胡克军回忆，父亲只和他去看过一次升旗，他们一起站着看完了过程，父亲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不过，熟悉胡其俊的人都知道，在他生前，他几乎每年都会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尽管多数时候，他都是默默走去，站得远远的。
寻找
2002年的一天，当邢华琪在北京市南城找到胡其俊时，当年的升旗手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他在一家私营老板的仓库里看大门，每天能挣20元钱。他对这一切很坦然，邢华琪回忆，当时头发花白的胡其俊说，自己喜欢默默无闻、自食其力。
退休后的胡其俊，住在北京宣武区一栋老房子里，里面“空空荡荡，几乎什么都没有”。过去的保密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他很少跟家人谈起往事。在媒体报道以前，儿子胡克军丝毫不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甚至不知道父亲从事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有一次，胡克军偶然发现父亲有很多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的照片，问起来，他也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正面回答。
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胡克军觉得父亲还是活在当时的氛围里。他知道了父亲的故事以后，曾经屡次劝他赶紧写点东西，发表在报纸上，却总是被断然拒绝。父亲像当年背诵保密口诀时一样严肃地强调，“组织要求保密”。
不过，胡其俊和国旗的这段历史，还是被人逐渐地拼凑了出来。
最开始找到胡其俊的，是国旗护卫队第8任班长赵新风。1993年的春天，赵新风为了写一段与国旗有关的历史四处找材料，无意中听说了胡其俊的故事。
当时，胡其俊已经退休。为了找到他，赵新风先到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查了资料，又找到北京市供电局，“一点儿一点儿刨根儿”，才找到了胡其俊当时的一个同事，然后找到了胡其俊。当年的“业余”旗手，面对新一代的专业升旗手，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往事。
胡克军还记得，在那之后，父亲与国旗的联系逐渐多起来。天津一所小学曾经把胡其俊聘为课外辅导员，让他为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培训，讲讲过去的故事。还有一次，有人组织了国旗的设计者、缝制者以及升旗手胡其俊，一起到各地作演讲。
这段时间，一直被深埋在心里的国旗，一度被胡其俊贴在了胸前。那是两面小国旗，当时，他参加了赵新风组织的报告团，每个团员都会发手掌大的小国旗，可以黏在胸前。胡克军说，这成了他父亲生前最珍惜的东西之一。胡其俊也开始频繁地接受记者们的访问，“从中央的到地方的，都来了”，不过讲来讲去，却都是那几个类似的故事。
第一次听说胡其俊的故事时，邢华琪刚刚将研究兴趣转向国旗。当他发现，有一个升旗手独自升了26年国旗，他十分惊讶，因为这和他印象中的升旗仪式差别实在太大了。
于是，他找到了胡其俊，并且一头扎进了胡其俊作为升旗手的那个年代。他翻看照片，询问细节，试图让当时的画面清晰起来。他发现，胡其俊有意无意中创造了很多“第一”。
他第一个从金水桥上走出来升国旗。如今，这个路线已经成为升旗仪式的正式路线。但对当年的胡其俊来说，那是因为存放国旗的天安门管理处就在金水桥里面，那是他的必经之路。
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
他第一个以太阳升降为标准来升旗和降旗，尽管只是目测。这对他来说并没太多深意：作为一个“业余”的升旗手，这是最方便和自然的做法，以便让他既可以升旗，也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被延续下来，并且进行了细化。人们甚至动用了科学测量，专门编排了“国旗升降时刻表”，以确定准确的太阳升降时间。
2005年，在邢华琪的邀请下，胡其俊来到军事博物馆，参加一场关于国旗的书法摄影展，并且担任现场解说。当年担任升旗手时，他偶尔也会在天安门广场向人们介绍国旗，但这一次，已经隔了几十年，当年的升旗手如今变成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垂暮老人。他说：“能有幸在天安门广场升国旗26年，我是共和国最幸福的人。”
当时也在现场的邢华琪看到这一幕。他深深地感到，属于胡其俊的那种特殊的升旗方式，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了。
离别
8月2日，胡克军坐在新居的楼下，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衫，试图总结自己父亲的一生。不远处，是一座名为“红旗大学”的函授学校，2007年10月1日，胡其俊就在位于那座学校后面的旧居里辞世。
“我父亲应该算是一个传奇人物”，胡克军艰难地挑选着字眼儿，“但可惜他留下的故事太少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他是个低调的人。”
这个低调的人曾经保留下自己参加大小会议的证件，叠起来足有半米高，但却从来不开口讲这些故事。只是有一次，当得知胡克军不小心遗失了其中的一部分时，他才略有些心疼地表示了抗议。
这些证件，有“八大”的出入证，也有其他各种宴席和会议的出入证，记录着这个电工的一段辉煌历史。不过，作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升旗手经历在其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一篇报道。
“对他来说，升旗应该就像是一个组织安排的政治任务，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密工作，”胡克军说，“他只是像完成其他任务一样完成它。”
等到来采访的记者多了，胡其俊表面上并不在乎，私下里却悄悄把几乎所有有关自己的报道剪下来，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有一次，《国家电网报》的记者采访他并发表了报道，胡克军怕他看了激动对心脏不好，就没有带给他，谁知道他见到胡克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纸给我带来了吗？
胡其俊去世以后，胡克军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所有这些文章的剪报：“他看起来蛮不在乎，事实上心里却把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2007年9月30日那天，胡克军斗胆问了一贯沉默的父亲一个问题：“在天安门工作那么多年，你离毛主席最近的时候有多近？”
这一次，胡其俊回答了他，并且讲述了他与主席肩并肩的往事。但他并没来得及讲更多。当天晚上，他突然问家人：今天是几号？当得知是9月30日的时候，他对胡克军说，明天是10月1日，该升旗了。
但这一次升旗他是看不到了。第二天11点，国庆节，78岁的胡其俊去世。他的遗体被一面国旗从头到脚覆盖着。这面国旗还是别人特意送来的，当时，胡其俊家里并没有国旗。
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升起的这面国旗，在这个国家上空飘舞过26年。从那之后一直到他离世，这面国旗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