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实习生 刘高阳
发自上海
当整个世界携手前来向中国展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却与少数国人的不文明行为不期而遇：喧哗，插队，乱写乱画、不听引导……这种尴尬一时被国内外媒体聚焦乃至放大。
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地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世博不仅仅为了展示盛世图景，更应该是一次与世界文明和公共规则接轨的契机。
“文明礼仪”、“国民素质”，在上海世博会开幕100天之际，上述词语被世博官方主动提及探讨。“世博会不是嘉年华，不能high完就完了”，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近日对媒体发表观点称：“我们探讨文明礼仪的问题，其实是探讨发展方式的问题、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对于主办国来说，举办世博会的真正目的，在于启迪整整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帮助国人开阔眼界和思路，提高国民素质。”世博会执委会执行主任万季飞撰文说。
游客也是“展品”：学习优雅地参与盛会
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的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从世博园开园之初，上海本地媒体对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就屡有批评。《解放日报》报道“游客在世博园出口抢出租车，装病装残疾骗同情”；《新民晚报》也以“网民总结游客不文明行为”为题报道了世博园内部分游客有违文明礼仪的行为。世博开幕以来，针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批评与建议多次见诸报端，并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议和讨论。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声音都在反复表达一个观点：国人在世博园内，应该也可以表现得更加得体与优雅一些。
开园的最初几天，个别参观者就展现出了狡黠的“智慧”。5月31日的《新民晚报》报道：关于“骗租轮椅相当于拿到VIP票”的话题在某论坛一推出，许多网民就跟帖列举自己的见闻来指责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成功进入场馆之后，在网络上被称为“盖章族”的行动才正式开始。参观者对盖章执著而痴迷，他们掏出数十甚至上百本世博护照要求盖章。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孟加拉馆盖章，馆员疲惫地重复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
谈及世博开幕初期的游客不文明现象，世博局中国总代表助理徐波说，“用俞正声书记的话说就是一片狼狈”。他认为，世博日程表过半之际，也正是探讨世博精神遗产之时，而“第一个遗产，就是文明的提高”。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正在认识一个更加真实和复杂的中国。
几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随后，她的心情却似乎被上海连绵的梅雨打了折扣。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漂亮姑娘和她的世博会同事们在突如其来的窘境面前越来越左支右绌——总有一些游客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拿起相机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开闪光灯。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这个夜晚如水晶般的美丽城市，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但在世博园里意想不到的遭遇之后，很多人的看法会复杂很多。”和那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她的朋友们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景：源源不断地从各个城市和乡村到达的中国游客们从大巴上鱼贯而下，急急忙忙地奔赴每一个场馆，他们的眼神里带着羞涩和惊奇，他们掏出手机向家里的亲友大声宣称自己又到了另一个国家，像小孩一般兴奋，有时候又显得脾气火爆。
外国馆员们很少有人像梅芳一样游历过中国欠发达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我经常告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一些需要做行为矫正的问题儿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说。他认为中国游客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出现了偏差，“必须承认这是教养缺失的结果”。
在世博园里最初的混乱之后，民众与媒体的反省正当其时。所有的人都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点：当来自世界各国的最新文明成果于世博园内进行展示，国人在这大约3平方公里区域之内的言行表现也同时成为了展示的一部分。就像一位网友所说：“你在自家阳台上发疯也没人注意，但你在世博园里吐口痰，隔天就可能出现在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论坛上，引起一场论战。”
徐波是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同时是《世博礼仪》一书的作者，他同样认为，对这一类不文明行为，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应该回避，“世博园不是城市的飞地，生活中礼仪的欠缺都会反映到园区里来”。
白俄罗斯馆员梅芳则将世博与奥运会相比，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打扰你……”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北京奥运会时，整个国家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明、有趣和诗意之处都被穷尽和尽力表达；而在世博会，当整个世界携手前来向中国展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却与国人的种种不可预料的行为不期而遇。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地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国民素质训练：从排队做起
在汉诺威世博会，游客们甚至把排队玩成了游戏。他们先是排成了Ω形，后来又排成＠形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她认为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的体验里，超长的排队很容易使人们失去耐心。
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一些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开始抱怨。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春运。
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浩大工程。
一位世博局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人流量巨大是园区最大的挑战，“每天几十万的参观者，问题总是会有的，这需要园方、馆方和参观者三方共同沟通和提高。比如排队，安装硬隔离设施，这是秩序管理的基础，但有的展馆一开始不愿意安装，因为谁都没有切身体验过数万人排队进馆的压力。”
刘永生是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志愿者带队老师。她也认为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考虑得更全面。她举例子，在中国馆南广场的游客队伍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在历史上，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闭幕前最后一天人数达到了最高峰的71.4万人，在李普曼的回忆录里，那时候的美国被描述成一个“罪恶、腐败和欺骗横行”的时代，但是，排队都不曾成为问题。
吴钧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的世博纪录片导演，为了准备世博会的工作，他翻阅过大量的世博文献和纪录片，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在一些世博会上，排队成了一种艺术。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时候，荷兰馆是最热门场馆，四千多德国人排成了一个Ω形，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草地。后来发现也排不下了，人们就排成了一个＠形。“从秩序上来说，＠是一个最不堪一击的队形，但他们却做到了。”
“在日本，参观的民众迈着小碎步，引导员旗子一挥，他们紧随其后，五六十万人一声不吭，全场只有木屐敲击地面的声音，这就是40年前的大阪世博会。”
但是起初的时候，日本人实际上也并不习惯于排队。
1970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大阪世博会期间，当地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政府劝告公民“不要随地大小便”的标语。日本馆的宣传总监川西太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日本人真正形成自觉排队习惯是在大阪世博会之后的时代。
日本馆馆长江原规由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解决衣食问题，到解决“住行”需求的阶段。“衣食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而住行则要与外界接触，尤其是‘行’，现在人们要开车了，要扩大活动的半径，和社会的接触面就更广了，行为模式与个人就会有不同。”
对于在日本馆里发生的一切，他更愿意看到进步的一面，他说：“今天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在打扫地面时，一位排队的中国游客主动把空瓶子递给他，后来很多人都主动地帮忙递空瓶子。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梅芳对自己所见到的一切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理解：“我经常对朋友们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许多可爱的人，但也有个别人不讨人喜欢，有时候他们缺乏应有的教育，可能一切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文明的契机：中国“成人礼”
“一群中国人头上顶着毛巾，甚至连排队都不是很熟练，但是他们在那里看了世博会，和世界接上了头”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显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
在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看来，人们的举止失礼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1965年，当时26岁的吴建民从团中央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的政工干部找刚来的青年们训话，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大老粗！”，“那是一段以大老粗为荣的时代。”
吴建民直言不讳，在世博会筹备期间，他最担心的就是公民的素质问题。
一个生动的例子发生在2003年秋天。当时上海举行世博论坛，请各国人士前来为上海世博献计献策，嘉宾们住在老锦江饭店，需要步行到马路对面的花园饭店参加会议。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诺盖斯和名誉主席菲利普森过马路十分紧张，紧紧地拉住吴建民，“这些人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都在感慨，过中国的马路要有非凡的勇气。”
而到了这次，当吴建民作为评委走在世博园里的时候，看到汽车开始礼让行人了，“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位世博官员也表达了他的乐观看法：“世博会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多元文化交流的方式必定是多元的。比如有的游客进世博园，他并不看展馆，而是到每个国家馆的餐厅去吃饭，比如喝德国啤酒，吃泰国菜。这些场馆希望通过饮食来展现国家的文化。那么吃东西这个时候，吃东西也是一种不错的文化交流方式。”
在参观世博会1974年举办地斯波坎时，那里的老人告诉吴钧，以前的居民随时把垃圾扔进河里，正是从世博会开始，政府设计了怪兽形态的垃圾桶，鼓励人们丢垃圾到怪兽的嘴里，他们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这个带给我的震撼很大，它告诉我们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觉醒过程，他们可以改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2010年开始做好这些事呢？”
当过多年外交官的徐波把上海世博看作是一次公共外交，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公民速成班”：“我们需要思考世博会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否则6个月轰轰烈烈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次世博会未来在历史上的意义，将由它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来决定。”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世博园区内，那些播放4D电影的场馆大部分成了热门场馆，直观而逼真的感受令许多参观者更加享受。而位于浦西，最能展示“城市使生活更美好”世博理念的最佳城市实践区却遭到了冷遇。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提醒国人，世博不只是一个游览项目，“世博应该是大家围绕一个理念展开想象”。
“世博会不是嘉年华，不能high完就完了。世博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我们要参与到世界进步的进程里面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使世界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探讨文明礼仪的问题，其实是探讨发展方式的问题、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吴建民总结道。
吴钧认为讨论排队、扔垃圾，只是对文明最初步的讨论。“世博会从来就是一个各国展示国家治理，以及政权和公民如何互动的一个活动。当我们在最佳城市实践区看到马德里的廉租屋，看到一个政府如何考虑弱势群体，看到很多环保绿色节能低碳，这些技术首先用在一个普通的办公楼，用在廉租屋，这不是一个秀不是宣传，这才是文明的力量。”
在国家富裕起来之后，文明素质将成为比物质财富更可贵的民族资源，国民的文明行为也极有可能点滴地改造这个古老的国家。上海世博会正是提升国人公共空间伦理的重要契机。可能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首2010年的上海，除了一次盛会的回忆，还会发现这更是一次伟大交流的开始。“30年50年后，等我们再描述上海世博会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说，一群中国人头上顶着毛巾，甚至连排队都不是很熟练，但是他们在那里看了世博会，和世界接上了头，这就够了。”吴钧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展示盛世图景的盛会，更重要的是一次与世界文明和公共规则接轨的契机。只有从这个层面来考察世博会，它才能与1851年伦敦、1853年纽约和1889年巴黎世博会一样被视为历史成就，其深刻与伟大亦因此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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