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其言已逝 其学不绝
近千年前出现的西夏文，伴随着党项族的兴衰荣辱而起落变化，明代之后黯然灭绝，成为一种“死文字”。而现代，随着西夏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展开，西夏文正逐渐褪去神秘光晕，成为解读西夏乃至一段中国历史的钥匙。
“前些年，一般认为国内懂西夏文的不超过十个人；现在，估计已超过十个人。”在北京协和医院候诊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这样告诉记者。
从不超过十个人到十多个人，意味着什么？史金波说，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阅读西夏文文献，比较深入地撰写西夏文论文。
寻访西夏文物质遗存的同时，记者走访了北京、银川等地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访问工作在西夏研究第一线的学者，了解西夏文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契机。
薪火四代 砥砺向前
自180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重现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夏文字，张澍、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等都曾在该领域筚路蓝缕。1932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推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这期专号为这份《馆刊》的第4卷3号，汇集了聂历山、罗福成、周叔迦等中外著名学者的相关文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中国学者了解西夏文字、佛教等的重要资料之一。
真正取得国际关注的研究成果是从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开始的。1929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王静如于1932年至1933年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他的研究曾得到陈寅恪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赞誉。1936年，他荣获著名的法国儒莲奖。
从王静如开始，中国的西夏文研究者大体经过了四代人。1962年，史金波从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成为王静如招收的第一名西夏文硕士研究生。此前，白滨已开始担任王静如的学术助手。
在位于北京潘家园的家中，白滨讲述了初入西夏研究的情况。当时，国内有关西夏文的资料非常少，而他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利用自己的俄语优势，翻译俄文资料给王静如参考。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史金波和白滨分别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的上下册。他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合作，1983年出版了《文海研究》。由于西夏文字特别繁复，当时没有现成的印刷字体，只有手写影印。抄写这部书花去了白滨两年时间，也令他“歪打正着”地成了“西夏文书法家”。
目前，西夏文的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其中以北京和银川两地为重心。
银川是京外的西夏研究重镇。1997年，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李范文出版了《夏汉字典》，为首部采用四角号码查字的西夏文—汉文字典。为了完成这部字典，他历尽艰辛，在荒凉的西夏王陵“闭关”多年。他遇到了拟音的困难后，最终采用了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龚煌城的拟音方案。他希望这能成为一段海峡两岸学者合作的“佳话”。记者在李范文家中，看到了他正进行的一项工作的草稿。李范文从修订《夏汉字典》后计划出版该书的精简版，保留拟音、释义、四角号码等，让更多读者能够由此进入西夏文字的世界。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多位在这一领域成果斐然的专家已悄然谢世。2008年12月5日，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应去世。“先生的学问人品都值得我们缅怀。”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梁松涛这样告诉记者。以西夏文音韵研究等见长的龚煌城于2010年9月11日逝世。他们的辞世令同辈和后辈惋惜，也使“学术薪火相传”成为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多位受访者均向记者感叹，老一辈学者年事渐高，应当加强中青年一代的培养，防止出现学术传承“青黄不接”的断代现象。
史金波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进入这个学科，并且表现出浓厚兴趣，这让他感到后继有人。“他们比较踏实，肯下功夫学习语言。这门学科需要长期积累，学习者必须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西夏文献“归国路”
从黑水城文献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开始，大量重要西夏文献流失海外，保存于俄、英、法等国的研究机构或图书馆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西夏文献在海外、中国学人反倒要受制的情况发生了显著转变。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合作编辑、出版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从当年起，史金波、白滨和聂鸿音等赴圣彼得堡整理、研究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汉文部分，这项工作逐渐扩展到西夏文文献部分。目前，西夏文文献部分已出版了7卷，第14、15两卷也将于近期出版。
此外，在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束锡红的主持下，《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先后出版。
在整理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的同时，国内西夏文献也开始被整理出版。2007年，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等参与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该书由史金波和宁夏大学教授陈育宁主编。
在诸多文献刊布时，另一重要事务也被提上日程。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位于文科楼8层的办公室，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他们计划通过一个科研项目，由研究院牵头，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专家合作，在定题、缀合和叙录三方面开展工作，彻底摸清黑水城文献的“家底”，给中国乃至世界的西夏研究一个交代。杜建录还告诉记者，研究院有一个西夏文献数字化项目，将西夏文献全部文本化，制成电子版，再扫描成图像，纳入数据库，加以精确核校，可以通过检索调出。这或许为研究带来取得突破的可能：“过去学者抄卡片，检索不方便；而能够搜索，再加上链接，可能带来划时代的变革，使研究从手工迈入电子化时代。”
绝学并非绝壁
史金波认为，西夏文可称作“绝世之学”，在此意义上称其为“绝学”是成立的，但它并非研究者极少的一门学科。西夏文研究近年来在整体上发展比较快，呈现出多点铺开的态势，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一定推进。
学者开班授课的方式，是目前传授西夏文的主要途径之一。史金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给学生上课。据杜建录介绍，研究院的研究生有两门必修课，西夏文字解读和西夏文献解读。研究院也邀请史金波明年来开课，讲授他数十年学习、研究和翻译西夏文的心得体会，重点为西夏文的语法规律、如何翻译西夏文献等。
经研究，专家已经确定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多年研习西夏文的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理论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唐均告诉记者，通过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西夏文，能够取得一定收获。他还提到，如果参照羌语的一些特点，某些西夏文语法看似难以理解的问题就会涣然而解。
为何如此辛苦地研究西夏文
有学者认为，西夏语言的研究有相对独立性，在音韵、语法等方面都需要做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另有学者则强调西夏文的工具性，最终目的是通过解读西夏文献从而了解西夏社会、历史等。
史金波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而且不是绝对矛盾的。他说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语言的研究和文献的解读可以结合起来。语言研究作为西夏研究的基础和门径，需要与其他研究如历史、社会、文化等研究结合起来。两者可以相互推动。”史金波还表示，应该有人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夏学的各个学科，对语言文字、文物、考古等都有所涉猎。他期望国内学界出现这样的人才，“因为西夏是中国的，别的国家可以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国家需要有。”
曾有这样的言论，“西夏文已经灭绝，有待今人挽救。”从恢复使用的意义上说，挽救这种文字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从学术研究代不乏人、薪火相传的意义上，则“挽救”并非不可能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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