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名人故里经济
文_赵博渊
近日，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下达通知，要求不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严禁利用反面或负面人物形象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从字面上看，只是进行限制和规范，并未禁止。毕竟，各地抢夺名人故里的行为并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撑死也不过一个“缺德无耻”的坏名声，以文化部和文物局的权限确实压制不住，所以各地的名人争夺战还将继续打下去。
初看倒很有些文人“雅战”的味道，可时间长了交战各方逐渐没了耐性，索性脱了长衫，撸起袖子短褂上阵。因为新版《三国演义》将诸葛亮躬耕之地设定为湖北襄阳，而非原著所说的河南南阳，于是南阳有人组织小学生在卧龙岗朗诵《出师表》，更有网友怒砸电视机，有人甚至扬言剧组必须道歉。这部电视剧无论严谨与否，仅仅是导演高希希的个人诠释，谁也没规定新版《三国》必须是最权威、在学术上最站得住脚的三国剧，如此上纲上线，只能说心态过于偏激。一个躬耕地尚且如此，遑论历史名人的出生地呢？
争谁？怎么争？
仅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三场新的名人争夺战，分别是陕西米脂、甘肃康乐和山西忻州的貂蝉之争，河北临城和正定的赵云之争以及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黄山的西门庆之争。如果再把前些年的历次争夺列举出来，那将是很长的一份名单。
那么，中国历史数千年，名人何其多，谁才有资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呢？概而言之，只有户籍存在争议的人物才有可争之处。
中国早在夏代就出现了职业史官，有着悠久的成文信史传统。汉以后的官方史书，长期受《史记》影响，多采用纪传体形式，即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对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更为集中。虽然站在官方立场，史官记载历史时难免夹带私货，但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祖籍之类的资料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领域的判断，完全没有必要作假，若实在难以考证，也会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所以可信度很高。一般来说，秦朝之后的史书中这样的BUG不多，之前的历史则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一些人物的记载就比较模糊，说法也就多元化了。被争夺的名人中大部分都属于此类——譬如女娲、伏羲、炎黄二帝等，尧舜禹汤四大古圣王除了商汤外，户籍都存在争议。
纪传体分三六九等，按身份等级记载，对帝王将相的记载自然细而又慎，而列传类充斥了不少非主流或非官方的人物，考据就不会那样上心了。史官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某种程度又是君主的秘书官，所以不可能走访民间将那些非主流人物的细节一一考证到位。这也为后人的争夺战提供了契机。
此外，从汉代的州郡制，经唐宋的州县制，直至元代确立至今的行省制，行政区域并非一成不变。古属甲郡，今属乙县，难免要埋下口实。譬如刘伯温故里之争，其出生地是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治下的南田镇，1946年南田镇划归新建的文成县(以刘伯温谥号命名)，但史载中都是记作青田县。再如数年前的皇甫谧之争，其关键就在于史料中所说的安定朝那县确切地址不明，又多有变迁，所以至今仍是悬案。
如今，名人争夺战已趋白热化，从最初的远古人物到一些二三线非主流名人，被争夺对象的规格是一蟹不如一蟹，可手段和排场倒是一个强甚一个。综合起来，其手法无外乎先利用媒介热炒名人吸引眼球，再以名人为主题建造一些设施吸引人流。最初还等争论有了结果再动工，后来是一边炒一边建，眼下竞争激烈，一些地方没耐心等到结论出炉就先破土动工了。这样一来，即使争论结果不利于己方，建好的东西也不可能再回头拆掉。所以，除非在学术上有确凿的证据支撑，否则名人争夺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
为何争？谁在争？
历史名人故里之争在中国倒不是什么新事物，就以南阳、襄樊的诸葛躬耕地之争为例，这桩公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代。不过，古人的争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论史的层面上，说到底只是为满足地方公众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需要，比较单纯。
真正让争论变得不那么单纯，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这主要体现在争夺的主体人群和动机上。不妨先看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即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的老子故里之争。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大陆还非常渴求外资的年代。1990年，河南鹿邑县迎来了一位台湾客人——台北中华道教学院的马炳文，他告诉当地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说，他愿意筹款修缮破旧的鹿邑太清宫。他回台湾后筹得百万美元，但到了年底却反悔，认为老子故里在他的老家——邻近的安徽涡阳的可能性更大。总之，百万美元最终花落涡阳。这是鹿邑人的说法，涡阳人却又是另一套说辞。按照当事人马炳文之孙，彼时任县政协委员的马杰的说法，马炳文早在1987年就来涡阳寻找老子故里了。马杰根据当地民间传说整理出了一系列资料和证据，最终获得马炳文认可。
如果仅仅是一个台湾老人的一家之见，倒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涡阳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开拓，加上鹿邑方面没有什么反制措施，所以涡阳凭借百万美元建设起主题景区，一时颇为兴旺。鹿邑虽是公认的老子故里，反倒只能干瞪眼。直到1997年，河南省政府介入，鹿邑的颓势才得以扭转，并咸鱼翻身，获得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这场战争以鹿邑卫冕成功收场。
显然，争夺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只不过今昔表现形式不尽相同。1980年代中国掀起过文化寻根的全民思潮，1990年代则是传统文化热，两者共同的本质，是自近代起就对本民族传统持批判态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寻求自我认同的表现。当时最流行的寻根形式就是对姓氏、家族和民族起源的追寻，而这对于广大海外华人有着深刻的吸引力。不过，说到底还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寻根拜祖热高潮过后，这一目的就越发凸显了。名人故里是历史古迹，但同时也是吸引游客前来的噱头，最终目的还是发展旅游业或是招商引资。翻开一个个案例，不难发现，对争夺名人故里最上心最卖力的恰恰多是一些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当历史成为经济资源，狼多肉少，发生争抢就不奇怪了。
需要注意的是，当年鹿邑若无省府支持，势必会一直输给涡阳。其实早在1990年代，地方政府就经常主办文化祭祖，这大致属于文化信仰层面。直到进入21世纪，政府最终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以历史文化促经济发展风潮的急先锋。最近发生在河北正定和临城之间的赵云故里之争就很有典型意义，两地政府的表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说起来，起争执之前两地其实都没有和赵云有关的古迹，但正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赵云故里，具备先天优势。正定较富，而临城是贫困县，自然是挑起事端的一方。2009年6月，临城向河北省申报了非物质遗产“临城赵云故里传说”；7月，临城宣传部长向媒体宣称临城就是赵云故乡。两个月后，正定县在县刊上撰写社论指责临城无理挑衅，其口气就像国与国之间的谴责照会一般严厉。接着，双方开展了土木大战，你盖个赵云墓，我就建个赵云主题公园。显然，以两地的经济水平而言，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没有官方意志是不可能如此雷厉风行的。
以往是经济挂帅，文化先行，如今是政治主导，经济主唱，文化反倒成了跟班。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官方唯GDP是论的指导思想。在内地，除非拥有特别的资源，多数地方经济结构都较简单，真正能拉动GDP大幅增长的莫过于建设项目。钻机一响，黄金万两。在旅游业真正发展起来之前，光是圈地、建设等前期工作就足以让GDP账面大放异彩了。至于旅游业能否真的发展起来，那是后话，或许那时决策人已经升迁他处，即便剩下烂尾工程，那也是继任者要考虑的问题了。
盲目跟风是大忌
如今，就连西门庆、孙悟空这样的小说人物竟也当作历史人物被争夺，悲剧？喜剧？倒不如说是盲目跟风的闹剧。若是小说人物也作数，那么扬州市不妨重建怡红院，挂块“鹿鼎公韦小宝纪念馆”的招牌，苏州市可在太湖边建个燕子坞主题公园，以纪念南方武林代表人物慕容复。最近在江西崇仁县新发现黄裳墓，估计《九阴真经》发扬光大的日子也不远了。
盲目跟风源自焦虑，尽管官民动机有别，但发展经济的目标指向还是一致的。不过，要发展旅游业，炒作只能吸引眼球，在这个资讯泡沫化的网络时代，受众很容易见异思迁，欣赏你的炒作不代表就会真的跑来一游。笔者试以江西与河南两省旅游业做个对比分析。
发展旅游业，其前提是具备相当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大致分两类，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江西与河南正好是此二者的典型。江西多山多丘陵，林木资源丰富，外人提到江西，无外乎“山清水秀，工业不发达”等印象，若是问起旅游胜地，则多是些自然景观，诸如庐山、龙虎山、三清山、井冈山等，多以国家森林公园形式存在。人文景观最有名者莫过于南昌滕王阁、瓷都景德镇和婺源徽州文化景区，余者知名度都不高。江西旅游的底色是绿色，走的是休闲生态路线。
与江西相比，河南自然景观持平，但人文景观丰富得令人咋舌。河南地处中原之地，长期作为汉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存在，许多王朝皆建都于河南，留下大量人文遗产。这既是河南的雄厚资本，也是河南积极参与名人故里争夺的底气所在。河南旅游的底色是黄土色，走的是历史寻根路线。
总之，和别的产业没什么不同，旅游业也得因地制宜，依托本地资源，更需要配套设施的支持和循序渐进的积累。倘若只是抱着不干白不干，总比不干强的侥幸心理，宣传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名人故里，不惜牵强附会，甚至干脆生造一个，再圈地搞建设，靠行政强制力拉动，这种典型的拍脑袋决策，其结果也不过是多制造几个人迹罕至、墙角长草的大型人工建筑罢了。
令人担忧的是，在争夺名人故里的热潮中，许多经济落后的地方出手倒很是阔绰。就拿上文的赵云之争来说，双方各自展开赵云故里的建设浪潮。富裕的正定圈地不过30亩，贫困的临城出手就是800亩、7000万元。其他案例中的争夺者也莫不是挥金如土。为了一个没有经过科学分析论证，更多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执念，实现几率非常渺茫的梦想，而不计成本地盲目付出，已经颇有些大跃进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气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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