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广州最美老街”的恩宁路，曾拥有满街保存完好的骑楼建筑，也是羊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但在2007年年底被政府纳入旧城改造计划，拆迁三年，如今看上去已面目全非。恩宁路的消失，触动了许多对恩宁路怀有美好回忆的年轻人，他们开始着手为挽救“正在消失的羊城”而努力。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想法和做法，而他们参与社会的热情正在渐渐恢复，这也许才是最终的希望所在。
广州七月，火辣辣的日头挂在天上。荔湾老城区，肖朗从长寿路地铁站D出口走出来，穿过恒宝广场，左转宝华路。天气太热，肖朗习惯性走进7-11便利店，买一瓶怡宝先咕咚咕咚灌几口。多宝路走过一半，踩着一片施工了三个多月的废墟拐进去，就是恩宁路街区。
“早，陈伯！”
“后生仔，又来啦。”
22岁肖朗数不清半年里他来过多少趟恩宁路了。起先是每个周末来，后来是一周两三趟。小暑之后，天气愈来愈热，他倒更是每天打卡上班般地来这里“报道”。恩宁路，是他的课堂，他的战场。
号称“广州最美老街”的恩宁路，曾拥有满街保存完好的骑楼建筑。但在2007年底被政府纳入旧城改造计划，身历拆迁三年，如今看上去已面目全非。
年初，肖朗和他的同伴成立了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他最初的目的是想记录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但后来他想做的不止于此：“我们希望能拿出一份关于恩宁路改造的民间规划方案。”
白天的恩宁路路静悄悄的。细叶榕下，阿婆支了张躺椅打着瞌睡，阿伯们坐在板凳上下象棋。这里曾有1100多户人家，如今只剩下400户还没有动迁。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家，年轻人们搬走了，或者出去做工了。
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来了。
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在“作祟”
2月的时候，肖朗参加了豆瓣网的一个线上活动，主题是关注广州旧城改造。这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是因为去年年底荔湾区政府一份新出台的方案，称要将恩宁路改建成上海新天地那样的时尚休闲地。这个方案遭遇了恩宁路人的强烈反对——187户居民联名上书，要求重新规划。
肖朗自认是个“挺不广州的广州人”。他出生在广州东山，“但几乎没去过西关老城区”。少年时举家迁往深圳生活了很久，回广州后说普通话反而比讲粤语更顺。高中毕业后肖朗到厦门大学读经济，对于广州本地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恩宁路改造始终有点隔膜。
“直到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东山洋楼也被拆了一栋。我突然一惊，现在我不关心西关，会不会东山被拆的时候，也没人关心我们？”
肖朗开始关注旧城改造。活动从线上走到了线下，肖朗因此结识了上山爱、阿立等人。上山爱是地道广州人，豆瓣“发现广州”小组组长，在过去两年中组织过数十次活动，带领“豆友”——尤其是新“广州客”在老城区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喝早茶，听粤曲，探索老广州文化。“发现越多，越爱广州。”上山爱说。
3月初，几个人带着相机和记录本来到恩宁路。其时恩宁路已拆迁两年，连街的废墟和脚手架取代了西关大屋，“深巷闻犬吠，下棋老树边”的闲适场景正在消失，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家炊烟不再，人去楼空。“那一刻我觉得不能只是散漫地记录了，而是抢救。”上山爱说。
当肖朗他们在恩宁路走街串巷时，北京电影学院大四学生谢文君开始拍摄他的毕业作品：《正在消失的羊城》。谢文君是地道的广州人，从小家就住在西关的长寿路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我每天中午都要从上九路到下九路暴走一遍，不走下午就不想上学。”
但他真正感受到“广州”反而是去北京上大学之后。北方晴朗干燥的天空让他不断想起广州连绵的雨天。西关狭窄湿润的街道，飘荡着榴莲、牛杂的味道、人们低声讲着白话讨价还价的声音。
2009年夏天，谢文君从北京回广州过暑假，如往年一样他照例给从北方来玩的同学做导游。一年一个样的广州令他震惊：沙面——曾经宁静的绿岛成了喧哗的工地，珠江岸边正在建设的东西双塔挑战着亚洲建筑的新高度，珠江新城新建的高楼却没有一栋他叫得出名字。窄巷正在变成大道，广州，正在变成北京那样壮阔的城市。
最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恩宁路的改造。恩宁路就在家附近，谢文君小时几乎天天跑来玩。长一公里多的恩宁路有广州城里最完整的骑楼，再热的夏天都可以阴凉地走过。谢文君从小就知道，八和会馆是唱戏的姐姐阿姨们来来往往的地方，銮舆堂从光绪年间起就是练武的，这里是詹天佑纪念馆，那边永庆巷13号是李小龙故居……还有一年毕业的谢文君正在为他的毕业作品冥思苦想。站在恩宁路的废墟前，他决定用镜头记录下恩宁路的消失。
前期收集素材工程巨大，谢文君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网上征同伴帮忙，注明：无报酬。令他意外的是报名应征的人多达四五十个。“有人说因为小时候常去金声电影院看戏，现在金声快要拆了，希望最后能为金声做点什么。有个高三的男生说小时候在西关培正小学念书，每天走恩宁路四遍。”
谢文君把这归结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在作祟”，恩宁路是他们曾经共同的游乐场。
纪录片《正在消失的羊城》今年2月正式开拍。恩宁路改造是其中的重头戏。恩宁路拆建两年后，主街上的连片骑楼全部蒙在脚手架后，很多场景都无法再现。谢文君只能带着摄制组到尚未彻底开始拆建的元和街、多宝坊去拍。恩宁路曾有1100多户居民，谢文君拍摄时，700多户已被动迁，剩下的稀稀落落还居住在这里。谢文君请这些居民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骑楼回忆，用居民自拍的金声电影院享年75岁的照片来纪念影院，用报纸上的新闻重述拆迁经过。
谢文君有一点后悔：“如果早一年拍这个题材，可以为广州记住更多的东西。”
理性与情感，殊途同归
大四毕业前一个星期，谢文君终于完成了纪录片《正在消失的羊城》。6月2日晚，他把这部40分钟的短片上传到了羊城网上。片子很快被羊城网置顶到了首页头条的位置，讨论也很快达到了数百条。优酷网上片子则当晚便被播放了1万次。接下来的10天是《正在消失的羊城》在开心网和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上的全面走红，方便快捷的转帖推荐功能，很快激起了广州人原先内敛的共同情绪。
有网友认为，从一座楼的拆除、一条街的动迁直接得出“羊城正在消失”的结论是武断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一种现代社会粗鲁的“文化大同”丝毫没有被提及。有人直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作品就是这个水准么？和贾樟柯当年的毕业影片《小武》不能比。”
谢文君接受一切关于“幼稚”的批评。“这部片对我来说，情感的投入远胜过技法的表达。现在有那么多人看到，关注到广州老城区正在消失这个残酷的现实，这就是我拍这部片的全部目的。”
关注，然后下一步是什么？谢文君并没有多想。这却是肖朗和上山爱不断争论的焦点。
肖朗学经济学，对事关“公平公正”的问题特别敏感。在和恩宁路居民的接触中，他不断感受到政府规划方案的粗糙给居民带来的伤害。逐渐地，他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记录“恩宁路故事”。他和阿立商量，有没有可能在政府规划之外，他们自己做一份民间但专业的恩宁路规划出来。
上山爱不赞同肖朗的看法。“利益问题在任何地方的拆迁中都大同小异，而且很敏感，关键是这确实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他感兴趣的是文化保育，“很多地方在拆迁，之所以恩宁路备受关注，还是在于它浓烈而独有的西关文化。”
文化保育这个词来自香港，皇后码头、利东街、永利街都留下了港人保育战的身影。上山爱认为香港的经验很成功，“利东街被政府强拆后，谢安琪唱红的《喜帖街》说的就是这件事，在香港人中间引起的共鸣非常强烈。有了这次经验，今年《岁月神偷》大热让上环的永利街备受关注，这次——政府不敢拆了。”在他看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但肖朗认为，“人”才是恩宁路的核心，“他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拆迁补偿，是利益纠纷啊。”他们不是一直活在西关人家的陈年旧梦里。
他们最终决定不再一起做下去。上山爱和他的同伴继续“抢救素材”，挨家挨户地聊天，记录每个人的故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故事剪成一个短片，定格恩宁路的最后时光。“保育，最重要的是育，育就是活化。”在上山爱看来，口述历史就是活化一个街区的最好方式。
肖朗和阿立关于做一份“独立民间规划”的想法也落地成型。招兵买马，更多城市规划、人文地理专业的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决定最后一起做一个展览。因为一起做，才能尽可能地声势浩大——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不是在搞行为艺术，不是自娱自乐，不是玩玩而已。”上山爱说，他们不想仅仅引起豆瓣网上文艺青年的关注。
“必须引起媒体的关注，媒体关注了政府才有可能关注，恩宁路的命运才有改变的可能。”
非本土乡愁
肖朗为他的新团队招来了“总设计师”，刘超群，中山大学人文地理专业研二的学生。
和绝大多数广州保育行动中清一色的广州土著不同，肖朗的新团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外联部长邢晓雯是潮汕人，粤语讲得“麻麻哋”(勉勉强强)，阿立是江门人，其他还有来自浙江、四川的。刘超群则是山东姑娘，是组里唯一“一句白话也听不懂”的。
5月的一天，超群一个人骑着车从中大南校区到了恩宁路。到目前为止，拆了多少留了多少还没一个明确的统计，她要亲手统计了才安心。
超群手指夹着几支不同颜色的笔在图纸上区分出不同区域：已经拆掉的用红色，留下来的用黄色，正在拆的用绿色。图纸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提供的。推着单车穿过了几条街道，图纸已经红绿一片。“请问十五甫街在哪？”前面是一大片废墟，旁边未拆的房子门口，一位住户在洗着菜，他抬头望了望，大致指了废墟那个方向。超群拿出红笔，把图纸上那条窄窄的条框涂满。
在十六甫街巷里，一手推着单车一手拿着图纸四处张望的超群引起了一位街坊老伯的注意。得知超群是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的成员后，那位老伯的不满就劈头盖脸地下来了：“你们那个博客更新太慢，上面的资料又没有多少用，一些图片的文字解释都不对。”原来，这位老伯从街里街坊间听说有这个小组在关心恩宁街坊的生活，便开始关注小组的博客，但博客内容让他失望。“你们年轻人这样做事是不行的，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不是玩玩就算啊！”
不懂粤语的超群本来就听得云里雾里的，老伯突然激动地责备更让她一脸茫然，但她仍然在努力地听着，保持与老伯的目光交流。她几次张了张嘴想要解释但都被老伯激动的情绪逼了回去。终于，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插了颇为“嚣张”的话：“我们知道的恩宁故事可能比您还多。”
老伯哈哈大笑，不以为然。超群一时哑然，其实，她很想把小组的种种努力说给老伯听，想跟老伯解释小组不是“玩玩就算”。
从3月初确定了活动方向后，小组就开始组织成员每周末定期到恩宁路周边的吉祥坊、多宝坊等社区走访。一开始，他们要照着地图上的标示寻找街道，要先搜肠刮肚地找一个合适借口与街坊们搭讪，要做好接受街坊冷眼嘲讽甚至恶语相向的心理准备。而对于像超群这样听不懂白话的外省学生而言，在一片“最广州”的语言社区内，与许多街坊的交流只能通过拍档的“同声传译”。除此之外，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向街坊们介绍自己”。按街坊理解接受程度从易到难排序，他们用几个关键词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大学生、关注旧城改造、活动小组、社会评估学术小组。渐渐地，与几家愿意交流的街坊确立了固定的走访关系，开始进行回访和深访，到了5月份的时候，还有几次和街坊代表一起喝早茶的交流。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位老伯会有这么大反应，我要自我反省下。”离开老伯时，超群还是连声道谢。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超群没有打伞。
阿立老家在江门乡下，靠近小鸟天堂，“我们那里岭南农村的房子，和西关大屋很像。”大学在景德镇念陶瓷设计的阿立，对美敏感、对传统文化异常执着，是坚定不移的“旧城捍卫者”。年初他辞了职正准备找下一份工作，被恩宁路项目吸引便一头扎进来，中间拒了两份工作。
“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分心的人，”阿立说，“而且，和这帮小孩在一起干活，我觉得快乐。”
“并不一定要广州人才会关注广州旧城的消失。我们的成员有的是对广州有感情，有的是对文化有感情，有的是对自己的专业有感情。”肖朗说。刘超群则认为，是这片广州旧城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吸引她深入。
他们原定7月初举办的展览延期了，经费是最头痛的问题。肖朗看中了恩宁路一间大仓库，租金、布展经费加起来要超过两万。“其实也可以让组员内部募捐，但我不想这样——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拼命地出钱出力了，全自费，零报酬。我希望能找到赞助。”这个年轻的男孩挠着头说。
“这将是中国年轻人首次以非官方立场给出专业的城市规划意见，”肖朗说。届时，上山爱们的纪录片会出现在同一个展上，到时候他们会挨家挨户地给恩宁路的居民们发邀请函，希望他们都能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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