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孙见坤。但因高考成绩差一本线6分,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
偏科“天才”,该不该特招?教授和招办陷入了“是与非的纠葛”:招吧,开了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招生腐败可能接踵而至;不招,又埋没了千里马。“要人才”和“要公平”,按说是并行不悖的,然而在人才培养需求和招生体制脱节的语境下,它注定会成为一道难题。“不拘一格降人才”与“对考生一视同仁”,成了难以兼得的“鱼与熊掌”,遭遇着现实困境。
在两难处境下,作出决定自然不易。像画家陈丹青一样,教授们都希望不囿于所谓的录取标准,能唯良才是举。而陕西省招办是基于“统一原则”的考虑,如果为孙见坤打开“特殊对待”之门,或引发破窗效应,导致滥竽充数的乱象频生,显然有损招生公平。所以,为了慎重起见,陕西省招办选择堵死“特招通道”,以免被扣上“开恶风之先”的帽子。
“术业有专攻”的孙见坤,虽备受推崇,但难免遭遇怀才不遇的厄运。抱不平者“以史为鉴”是不可避免的,为何同是偏科,民国时的钱钟书、钱伟长,就能被破格招录,在优良环境里被铸成才?现代版的“偏才”,何以遭遇跟这些人判若天壤的对待,得不到制度“慧眼”的赏识和维护呢?
在“因材施教”的现代教育理念里,是人才,就不应被呆板的体制抹杀、排斥。因此,建立给偏才以用武之地的制度环境,既能体现大学“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也有利于偏才的成长,因而显得很有必要。但“加分政策”被滥用的现实教训,也在昭示着增强各招生单位“自由裁量权”的弊端。谁是身怀特长的人才,鉴定起来远比一刀切的“分数说了算”复杂,毕竟当前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尺。招生太过“自主”,钱权交易的空间就应运而生。因此,在建立“偏才补录机制”的同时,必须确立较明确、看得见的标准,能弥补缺漏,也经得起考验,令民众信服。
要走出“招了,对整个招生大局不公;不招,对偏才个人不公”的怪圈,就应在“统一标准”和“特殊人才特殊对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做到制度包容,又确立透明、得当的“特招标准”。单纯的一刀切,只会让“为何再无钱钟书”之问点出高校人才选拔机制的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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