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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职员到企业家，再到高利贷债奴，他经历了辉煌、溃败与绝望，痛定思痛之后，一本“关于创业、生活、借贷不可不读的书”在他手中诞生。
落魄
8月8日，中阳县许多人的手机上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中阳自杀未遂企业家写书《高利贷》，细说放贷血本无归和借款人逃亡自杀的真实原因，是一本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而作，利于老百姓创业生活借贷的警示书……
该书作者任直平，既是中阳县政协常委，又曾是身家数千万的企业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短短几日，此书在不大的中阳县城已销售3000册。
18日，39岁的任直平做客本报。灰白条纹T恤，个头不高。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有些落魄，但依然自信。“车是借的，司机也是借的，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任直平自嘲，“因为没钱，妻子腰痛一年多硬扛着。最近我卖书挣了点钱才把她送进医院。”
2009年，任直平总结自己的收获有二：一是车没了，10公里之内办事常靠步行，锻炼得自己身轻如燕，告别了60岁般的身体；二是没钱了，债奴当不下去了，心情反而更好了。“过去一直过着忙碌的生活，现在有时间陪家人，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了。”身兼吕梁市政协常委、吕梁市工商联常委，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依然少不了任直平的身影。
创业
2002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任直平，不甘于自己在职场中的平庸与无为，毅然放弃了令人艳羡的银行职员的工作，选择了自己创业。投资20多万元成立了中阳顺发耐材厂（以下简称顺发）。
天时地利，市场与机遇，加之任直平敢想敢干的魄力，短短几年时间，顺发便创下了骄人业绩。
富裕起来的任直平开始在公益事业中崭露头角：2004年村通公路建设中，他出资60万元，在当时中阳众多企业捐资中排名前列；2006年，他又出资20万元成立了全省首家县级工商联网站——中阳县工商联网站；每年给企业所在地60岁以上的老人送白面，资助贫困学生上学……省工商联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吕梁市光彩事业先进集体、中阳县村通公路特等功臣、中阳县支持公益事业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接踵而来。
年轻的任直平成为当地媒体追捧的对象，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当“爱心企业家”、“儒商”等一顶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任直平有些飘飘然了。在县里召开的表彰会上，当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接过“企业领航人”的奖杯时，任直平给其发了个信息：老袁您真伟大。短短几个字，透出的是神往与崇拜。
“如果以现在的心态，我的信息应该是：老袁，您真不容易。”任直平这样说。
2006年，任直平对耐材市场进行详细分析后，决定再投入2000万元技改扩建，向高科技含量的大型耐材集团企业迈进。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借贷
企业的健康发展，资金链最关键。银行贷不到款，为及时投产，他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从民间借高利贷1800万元，涉及高利贷户16个，利息为月息4分，提前结扣。当朋友们建议不可使用高利贷时，任直平潇洒地说：有钱大家赚嘛！
一年的技改扩建，顺发公司规模达到了固定资产7000万元，成为吕梁耐材之首。
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可怕的按月结息，利滚利将企业推向深渊。生产利润赶不上庞大的高利贷付息，旧的高利贷还未终结，新的高利贷又产生，企业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但任直平浑然不觉，为了“好人”名声苦苦支撑，他坚信自己能扭转乾坤。
有一次，他从县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走过，身后传来两个放贷人的议论：任总很了不得，信誉度高，确实是做大事的人。这让任直平内心自豪了很长一段时间。渐渐地，任直平体会到了被高利贷裹挟下的信誉是多么惨，前后4000多万元的利息并没有让新厂转起来。
资金入不敷出。那些称为“朋友”的放贷者们，常常会因为一两万元利息延付三四天而追上门来，恶语相向，恐吓威胁。要账的电话常常在半夜响起。不堪重负躺在病床上的任直平，身边围了七八个高利贷要账人。
2008年，朋友借给任直平2000万元，他本应利用这笔钱让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却拿出其中1500万元还了高利贷本息。紧接着又投资800万元上马了政府工程——型煤厂。
2008年9月，金融危机雪上加霜，耐材市场由数月来的火热突然转冷，技改后的转型产品铝矾土合成料来不及投产，顺发公司便已被迫停产放假。
库存产品滞销，欠款难要，借钱无门，高利贷逼债，面对辛苦劳作一年而拿不到工资的几百号工人，任直平拿刀刺进自己的大腿来谢罪。
2008年的除夕夜，举国欢庆万家灯火。任直平的家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过节的迹象。两个孩子默不作声。“你何时能反省反省，折腾半天折腾出啥结果？大过年的还被人逼债，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让我们一家子以后怎么活……”妻子一边抹泪一边说。
自杀
2008年底，吕梁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不少曾腰缠万贯风光一时的人物一夜之间蒸发，仅中阳县春节前后就有几十人逃亡，身后甩下大片“债权人”。下一个出逃的会不会是任直平？
放贷的人提心吊胆，时刻盯着任直平。
儿子过敏性哮喘发作，急需住院治疗。经手过亿元资金的任直平，居然为儿子借不到1万元的救命钱。
2008年农历腊月二十八，青银高速陕西吴堡县黄河大桥上，临近春节，往来车辆已不是很多，任直平站在桥栏边，目无表情眺望着远方。手机铃声不断响起，他没理会。他的车内放着一沓厚厚的账本，有企业经营明细，有负债明细。
“我希望自己死后有人能看到这些东西，企业不是我无能经营失败的，而是被高利贷吃垮的。”他想从这几十米的高处跳入黄河，结束生命。天气不是很冷，狂风卷起的尘土将任直平的思绪拉回到了从前，往事悠悠，岁月如昨。“我怎么活到了这步田地，我该怎么办？”他对着黄河大喊。黄河没有回答，女儿给他发来了短信：爸爸，还忙吗？我们在做您爱吃的莜面条呢，回来不？如回来别忘给我买鞭炮。看着信息，他泪如泉涌……“为啥不接电话？做下什么有理事了？利息又拖10天了吧？”信息是放贷人A先生发来的，任直平没理会。他借A先生200万元，3年光利息付了近400万元，“何时是尽头啊？！”
那么多工人等着拿钱过年，即使是放贷户也不是人人都赚了钱……前思后想，悲愤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没做亏心事，为何要逃亡！”他放开心胸，即兴赋诗一首：
阴阳百里晋陕界，黄河相劝志更坚；他年得雪今日耻，敢笑霸王目光浅。
然后，驾车离去。
谈判
或者任直平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一逃了之，让那些债主们见鬼去；或者企业破产，“雷打讨吃的就这一堆了，没钱，谁还能把我怎么样？”痛定思痛，他决心走一条自己的突围之路。
2009年正月十四，任直平召开厂委会，集体讨论解决高利贷的措施。
最终，厂委会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对所有贷款户都于2009年3月后不再计息，给企业生存机会，以企业利润还本。
任直平与放贷者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期间，他被威胁过，也被绑架过。
放贷的A先生来找他拼命了。
A先生：已经拖欠利息十多天了，怎么办？
任直平：我真穷了，高利贷利息付了几千万了，现在没办法，只能等。
A先生：你穷了，关我什么事？等也行，你说等几天？
任直平：现在的情况不是几天能解决，利息以后不用算了，本钱一到两年内还清。
A先生：我等你一辈子也行，可别人不行，钱不是我一个人的，今天必须还。
任直平：谁不行也没办法，我就是没有，你只能等。
A先生：今天跟你上法院。
任直平：上了法院对我更好，我是民间借贷，你是非法吸收存款。
A先生：拿了钱你还有理了，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没见过你这种人。
任直平：行不行随你，我穷是因为你们逼穷了，欠你100多万，利息拿走300多万了，我也是人，但如今过得牲口都不如，要胳膊要腿随便拿。
A先生：记住，我不会放过你。
任直平：随便。想要我命的人太多了，你现在就拿去吧！
A先生：变了，世道真变了。
……
A先生不发飙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借了钱的人怎么这个态度。经过多次争论，A先生默认了任直平提出的条件，两人关系也渐渐缓和。
前前后后谈判70余场。或许金融危机下放贷者们确实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或许是几十个逃跑的借款人，让放贷者们有了前车之“鉴”。于是，谈判虽然很艰难，但很成功很彻底。专业的金融知识和亲身的创业历程，让任直平洞悉民间高利贷的温柔与残酷。成功摆脱逼债危机后，金融专业毕业的他决定把自己当样本，出书警示世人。2010年8月初，26万字的《高利贷》出版面世。
对话
三晋都市报：大家都知道高利贷的游戏套路，而高利贷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为什么又说是赤裸裸的盘剥呢？
任直平：民营企业要发展，资金从哪里来，只能民间融资。近年来的高利贷月息3分就算低的了，月息4分、5分很普遍，又是按月结息，利滚利下来，年利率往往上了50%—60%，甚至更高。1000万元按月结息4分计算，3年会变成4490万元，6年变成 2.0169亿元，9年变成9.0604亿元……我借款1800万元，实际付息4000多万元。这个利率是大多企业家不懂的。当民间借贷失去公平原则，发展成背离经济规律的高利贷时，无论是放款者还是借款者，全部走入了一个高风险体系。这个体系的可怕，体现在放款人利用这个体系规则，对借款人进行疯狂地掠夺。当企业陷入高利贷漩涡时，企业死亡已是时间问题。
三晋都市报：你为何说吕梁是被金融业遗忘的角落？
任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信贷投放已是过度膨胀，到2008年，吕梁还没得到金融业的惠泽，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吕梁富存铝矾土资源，将吕梁铝矾土拉到河南加工成耐火材料又回供吕梁钢铁厂，这样的企业，银行在河南扶持了1000多家，而在吕梁却得不到支持；吕梁从1971年到2006年3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43亿元，仅为2006年深圳市投资总额的66%，不足苏州的40%，然而，吕梁也跟着“从紧货币政策”，信用联社仅有的一点点贷款也被压缩了；在发达省市，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大型企业有银行惠顾，中小企业可通过信托、信用联社、担保公司、民间借贷组织实现多渠道融资，而吕梁除了不放款的几家商业银行，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高利贷危机不断发生，因为没有从源头治理。我还是要说，如果增个 “高利贷罪”问题就解决了。合理规范的民间借贷永远不会造成这一问题。当然，我更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尽快起步。
本报记者 何玉梅／文 冯亚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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