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代表团借势两会向部委进谏 讲困难寻求支持

　　对于到京参加两会的各地代表团来说，借两会之势，为地方经济发展谋求支持，已成题中之义。

　　每年一度的两会，地方有机会可以集中接近中央大员和部委高官。按照惯例，不仅九大常委会分别到各代表团参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都要下团参加审议，听取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这成为各代表团表达地方利益诉求的最好时机。每逢部长下团，各团都会认真准备，派出身份适合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达全团心声，为地方发展寻求中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刘薇 文静 张然

　　讲困难寻求支持

　　3月4日，天津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讨论代表议案。一份以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杨福刚为牵头人的全团集体签名的建议，成为讨论的重点。这份建议的主题就是向财政部要钱。

　　杨福刚说，天津水资源紧缺，目前正在进行海水淡化工程解决居民饮用水问题。但是从测算来看，一吨海水淡化销售给居民的价格要达到10元/吨。该价格相当于目前北京居民水价和天津居民水价的两倍多。目前天津居民的水价为4.4元/吨，如果饮用海水，届时居民将无法承受这样高的价格。鉴于这种情况，天津希望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申请每吨海水给予地方2元的补贴。

　　同样的一幕，也在广东团的全团会上上演。据《南方都市报》报道，3月5日，广东召开全团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人社厅厅长欧真志第一个发言。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建议，一是希望提高中央财政对广东居民医保的补助比例，并加大对广东农垦系统的保障力度。“从2004年起，中央财政对广东农垦职工养老金每年只有4000万元的专项补助，年年如此，没有增加。而去年中央对海南农垦单位就补助了11个亿，2009年补给黑龙江农垦达到了9.6亿，建议中央财政起码按发放缺口的50%补给我们省。”

　　不过，要钱归要钱，技巧还是要讲的。就在当日广东团全团会上，欧真志话音刚落，省委书记汪洋插话道：“你这么说肯定不行，人家要问了，你广东为什么要跟海南比，你得把跟海南、跟山东比的道理说出来。如果没有说出个道理来，光是要提高是不行的。”

　　逮机会当面寒暄

　　除了像天津、广东一样直接向中央部委要钱，很多地方更会从长远角度考虑，向中央要些特殊政策的支持。

　　3月8日，云南团全体会议上，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笑称：“今天部长来了，机会难得。”他从项目、资金、产业扶持、政策倾斜几个方面表达了云南希望获得的国家支持，特别表示希望能够像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一样，允许进行先行先试。“只要是合法的不违纪的，都应该允许先行先试，这样地方才有活力。”在省委书记的带领下，几位代表也开了腔，一起“围攻”商务部长陈德铭。

　　除了逮住部长下团的关键时机，各代表团也会通过向大会提交建议的方式，寻求中央的政策支持。为了增加分量，建议多以所有代表签名的形式提交。

　　记者查寻到一份今年重庆团的全团建议，也是以向中央要政策为主题。该建议说，去年一年重庆全市最高电力负荷1250万千瓦，受电煤供应紧张、机组故障频繁、来水偏枯等多种因素叠加，供电缺口在100万-150万千瓦，预计未来5年重庆电力缺口将达到400万千瓦左右。因此，重庆团建议中央加快四川至重庆特高压交流通道建设，力争2012年前后实现特高压落点重庆。

　　这已不是重庆代表团第一次以全团建议的方式向中央要政策。去年，他们就曾提交过一份希望国家增加三峡环保建设资金支持的全团建议案。

　　来自部委的回应

　　除了会上，各代表团也会利用会下的时间，想方设法拜见国务院各部委大员，表达地方需求。而手中掌握着财政资金分配和立项权力的财政部、发改委则成为各地方拜会的重点部门。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参加了一个代表团的预备会议。会上，该团团长向代表们汇报，“上午刚刚拜会了发改委的领导，介绍了需要中央支持的项目，发改委领导也为我们如何成功争取到项目支了招。”

　　对于各地“要钱、要政策、要支持”的诉求，手中握有项目审批权的国务院各部委大员们，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云南团，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现场回应表示，会把代表们的声音原汁原味上报给国务院领导。对于口岸开放的问题，他回应说：“这些有的是我们部牵头在做，有的是我们配合其他部在做，我们一定会认真做好。”另外，陈德铭还表示，非常赞同利用特殊政策促进发展的思路，称愿意和云南一起探索如何用特殊政策激励地方经济发展。

　　据记者观察，虽然相关部委回应的态度比较积极，但所回应内容大都原则性比较强，一般不会有太实质性的承诺。

　　面对面把事说清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唐钧认为，“这很自然，管事儿的部长到我这儿来了，我无非是想借这种机会，表达一些地方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机会，面对面能把事情说清楚，效果更好。”

　　多年关注中国财政制度和分税制改革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飞舟，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观察这种“地方向中央要支持”的现象。周飞舟认为，这实际体现了分税制改革后，我国一种特殊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

　　1994年，我国进行了“财权向中央倾斜”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和中央的权利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地方税收的大部分要上缴中央，地方发展所需的资金，则再通过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方式回拨给地方。而这部分资金多是无偿划拨和专项划拨的，分给谁，分多少，似无特定量化指标，立项和审批程序也给地方留有了可争取空间。

　　“因此，各地都会以各种方式争取这部分资金，‘两会进谏’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周飞舟认为，这实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