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出身底层的矿工家庭对下一代抱有更为强烈的希望。每每选拔上一个优秀的孩子，马庆忠去家访时发现，矿工家庭的第一个反应是斩钉截铁的拒绝。
“他们觉得孩子一定要读书，自己一辈子不识字，什么都看不懂就很委屈了，孩子学滑冰，万一书再读不好，这赌博赌太大，是双输的结果。”马庆忠说。
但一旦学上滑冰，矿工子弟往往表现出优于同龄人的意志力。马庆忠分析说：“矿工孩子的很多品质遗传于他们的父辈。坦荡、落拓、心胸开阔。往冰面一站，他们所呈现更多的是一种无畏的东西。眼睛一瞪，不在乎任何对手。但矿工孩子同时也不好管，他们思想行为都不够规范，家教不够，太野性。”
《七台河日报》采访部主任孙晓梅说：“七台河短道速滑的腾飞完全是靠孟庆余带动的。最初这个项目没有人重视，是孟教练带着一帮孩子猛练。后来出了杨扬、王濛，市里才后期跟进。”
提起孟庆余教练，他的弟子赵小兵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哭了。2006年，孟庆余在那条著名的死亡公路——哈同公路上出车祸去世了。他正从七台河去哈尔滨，为的是赶上一节训练课。赵小兵说：“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为了孟教练。当初是孟教练选我练速滑，后来培养我当教练。前几年，我有机会去省队执教，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走。”
她记得有一年冬天，孟庆余看上了她基础班带的几个学生，管她要。赵小兵不给，埋怨说：“您都那么大岁数了，也出了成绩，不如下科室做研究，干嘛跟我抢学生？”孟庆余站在体校门口，一下哭了：“小兵，你不让我带学生，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赵小兵说：“我们就得跟着孟教练干啊，没啥秘方；别的省市基层教练，可能半年一年才下基层选一次学生，我一个月去两次。生怕漏一个好苗子。”
孙琳琳的母亲王金娥用一句特别朴素的话形容：“一代代傻子教练，带着，一代代傻子跟着练，我们这帮家长也跟着变傻了，跟着他们走呗！”
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2010年冬奥会结束后，拿了三块金牌的王濛是开着宝马车回的七台河；孙琳琳的父亲本来在矿下工作，因为女儿成绩好，被调到矿上，马上要被升到副科级。
枯竭中的狂飙
运煤车轰隆隆的作响。这是凌晨三点，七台河的天已大亮。很多重体力劳作都被安排到入夜或天刚亮时进行。
现在，整个七台河市就像一个大工地。打车去七台河市体校，出租车司机竟然不认识，说：“前几天体校刚搬家，不知道现在搬哪儿了。”
变化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随着煤矿价格上涨，七台河从全省GDP最后一名一跃升至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因为煤矿是可枯竭资源，七台河很早就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不再做原煤。而是把外地煤买进来，搞煤油深加工。当原煤变成焦炭变成油，价格会翻上几倍。
曾经，七台河是破烂不堪的。
七台河刚建市时，道路是撒满煤渣的砂石路。矿工们光着脚丫在大街上逛。“当年的砂石路只能穿靴子，不能穿布鞋，因为穿布鞋脚容易陷进泥地里。矿工买不起靴子，不光脚咋办？”1950年代就在矿上工作的梁士才回忆。
更为严峻的是这里的治安环境。有些东北三省的盲流喜欢逃到七台河，因为一下井，当上矿工，就无人能发现。
外来人口聚居和相对紧张的生活空间让这座小城市接连出现了一系列震惊黑龙江省的恶性事件：几个矿工闹事，自制炸药把工人俱乐部炸了；一个医生不给矿工开病假条，医生的儿子被矿工一刀捅死。据说，治安最乱的时候，抢劫者都是先捅人几刀，再翻找钱财。
如今，原来破烂不堪的七台河老城区正在被整体迁移到山上的新城区，那些住在棚户区的矿工们正忙着搬到新城的高楼上。
从新城打车去老城，窗外的一幕幕仿佛是七台河这20年的老电影：老城区仍旧是遮天蔽日的浓烟和星星点点的煤火，挖掘机轰隆作响，运煤车扬起黑色的灰尘，矿工戴着帽子黑着脸露着两排白牙蹲在路边抽烟，街道两旁早已地基塌陷，棚户屋无人居住；新城区则像每一个中国新兴的城市一样，有一个体面的市政府大楼，几个绿树成荫的街心花园，若干条横平竖直的宽敞大道和数不清的住宅新楼。
矿工们的工资从曾经的1000多块涨到现在的6000多块。市内房价从每平方米1000多块涨到3000多块；市民的消费水平现在跟哈尔滨相差无几。
一位七台河人总结过本地人的娱乐生活：“每天盼着喝一顿酒，晚上呼朋唤友打麻将。晚上，十家亮灯的住宅有七家一定是在打麻将。”
除了“煤矿、麻将、啤酒”外，这个城市安静而缓慢：相较黑龙江省其他大型国企的下岗浪潮，七台河因为人口少，下岗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并不剧烈，如今下岗职工大多能再就业，这些年七台河人口一直保持80万上下，不进不出；私人煤矿生意与山西内蒙相比，开放少规模小。
大部分暴富的私人煤矿主是断然不会把钱投入到家乡，他们宁愿去哈尔滨或者海南买房。
一位在大连经营海鲜生意的七台河老板说：“七台河这地方污染太大，在海南买房空气好。你想想，从零下三十多度一下跳到温暖的海里，那是啥感觉？”
七台河市只有一家大型商场，商场门前全市唯一一家KFC常常可见有人开着奔驰来吃饭。电影院没有，剧场、图书馆更在这个城市闻所未闻。已经退休在家的梁士才说：“以矿工为主要结构的七台河人，生活水平上去了，但活得还是很糙。”
2010年，七台河市已被定义为全国枯竭资源型城市。当地人估计，不到10年，七台河就没什么可挖了。
稻草与梦想
速滑，不经意间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根“救命”稻草。
在新城通往旧城的宽阔大路上，一个由市政和黑龙江省共同投资一亿的速滑场馆正在兴建，如若2010年底准时竣工，它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速滑场馆。在市政规划中，速滑将成为七台河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依托新建的速滑场馆，一所面向国际招生的“中国速滑学校”即将成立。
“只有七台河的速滑学校敢打出‘中国’二字，因为我们的成绩摆在这里，三个奥运冠军，六枚奥运金牌。”七台河市体育局长里景勃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将依靠速滑打造一个体育产业链，从招生培训到旅游，速滑品牌。如果七台河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全国也是首创。”最近，里景勃给马庆忠等教练订做了西服，请了英语老师，为了方便以后“招商引资，教外国小孩学速滑”。
站在坑坑洼洼的速滑工地中，马庆忠却有些为难，他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个大场馆。“往年都是去哈尔滨上冰，四面八方来的队伍可以互相交流；一有了自己的冰场就封闭自己了。牡丹江就是先例，他们建了自己的速滑场，闭关自守，成绩下降得厉害。”在七台河这座仿佛被时间凝固住的小城市，“速滑”更像一个尴尬的角色，一面，它给这个城市带来无比荣耀，一面却和这个城市的人若即若离。
一名七台河医生知道市里的速滑“很厉害”，但身边没有一个亲戚同事的孩子在学速滑，他甚至不在乎七台河是否会因为“速滑”变得更出名。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眼前的安逸：“我就不理解我的那些同学为啥往北京上海跑，大城市人多，你看我们，上午上班，中午喝酒午睡，下午没事就回家打打牌，晚上去公园溜达一圈散散步，多滋润。”说完，他不忘补充一句：“我们可没有天上人间！”
邹凯峰却很感谢七台河的速滑，他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七台河人。以前当别人问他是哪里人时，他都会说：“黑龙江省一个小地方，说了你也不知道。”冬奥会后很多人问他：“你是不是和王濛、杨扬是老乡？”
对家乡，他又爱又恨：“跟我一起离开七台河的同学，全部都没有回去，而留下的同学，大部分20岁出头就结婚生子了，在这样一座小城，不这样做就是异类。家乡的同学一辈子日复一日，没啥变化。像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人知道多了，会痛苦；啥都不知道的，反而不痛苦。”
马庆忠觉得，在七台河这样一个小城市，太爱做梦，不是好事。他时不时会回忆1980年代：“全河江地区18个县全部都开展速滑，全有冰场，有比赛。现在，小学几乎不再搞速滑了。”他叹了口气，“生活水平好了，家长不愿意孩子吃苦了，学速滑，还不如学钢琴、学画画。”
马庆忠也曾有梦：他1980年开始学速滑。1984年，他捡到一份1982年的报纸，看到美国一个运动员囊括冬奥会5块金牌。“这对我刺激太大了，像一个传奇。当年我12岁，掰着手指头算了算，20岁时，我可以参加1992年冬奥会。”
马庆忠没能参加1992年的冬奥会，他的弟子王濛帮他实现了夙愿。现在，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一群上冰时歪歪拐拐的孩子，五个月后，能在冰面上潇洒地滑行”。
这一日，下午的训练结束，马庆忠特地向我介绍了一个7岁的女孩，称赞这个孩子“未来一定会进入国家队，会成为王濛式的人物”。只是他不知道，在他转身后，坐在路边的一个女人用质疑的口吻说：“这帮孩子天天这么练，都不上课，没文化，能行吗？”
晚上，马庆忠和队里的教练聚在一起喝酒，觥筹交错间，他喝的有些多，红着眼说：“在七台河这个地方待久了，心活得挺累，没有年轻时那种意气风发了。”
第二天，坐在从七台河开往哈尔滨的大巴上，马庆忠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祝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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