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9日，映秀镇213国道往都江堰方向的隧道口，徒步逃生的灾民在等待往都江堰的免费班车。历经两年重建本已初具规模的映秀新城，却在完工之际再遭泥石流重创。 摄影_钟锐钧
香港旅行团被匪徒血腥劫持、飞机突然失事、行凶者校园屠童、地震、泥石流，劫难下的同胞身心受创。灾难多发年代，真正难熬的还是生者，包括幸存者、目睹者、受难者家属以及千千万万普罗大众。劫后重生，意味着重修建筑物、医治身体创伤、弥补物质损失，更意味着精神伤口的艰难愈合。
南都周刊记者_许十文 实习生 朱江燕 蒋丽娟
劫后余生，心有余悸。从经历灾难的幸存者，到感受灾难的旁观者，皆是如此。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劫难猝不及防，他们深受创伤，痛失亲友。他们甚至从此活在梦魇中：死亡的回忆，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愤怒……要重获心灵的平静，他们往往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对20年前那场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难幸存者来说，专业的心理辅导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针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系统工作到2008年才有所开展，乃至“井喷”。与每次灾难过后那些高调、密集、容易出成绩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
看不见的重创
曹秋雯是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的服务总监，曾经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到过东南亚，又从2008年开始在北川从事心理援助的工作。“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受灾，或者有天灾或人祸的区别，劫难之后，经历者的心理状态通常有着共同的循环：开始是震惊等负面情绪出现，然后是否认、愤怒，接着是自责、痛苦。这些都是普遍、自然，符合人性的现象。”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地震过后，抑郁、孤独、恐惧、愤怒等情绪在灾区人群中的比例比正常人群多出了0.7到9个百分点，而折算出的具体人数，更显示了心理创伤的波及面之大，譬如，重灾区有抑郁情绪和抑郁倾向的总人数超过了12万。
突发灾难对存活者的心理影响不仅仅以周或月计算。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有过系统的阐述，调研表明，抑郁和应激障碍(PTSD)是灾后最常见的症状，而这些症状的形成过程和周期可达数周、数年，乃至“终生不治”。
灾难可以在心理上改变存活者的一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近70%的家庭短期内进行了重组，但其中又有70%的家庭在此后10年内解散，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普通人群的8倍之多—“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已经丧失，性格也受到负面影响，重新结合的夫妻双方容易发生冲突，这也往往会对心理造成新的伤害。”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认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到过北川、玉树与舟曲，两年多来的观察令他发现，灾难以后的心理问题也会在现实问题中产生累积。“这些灾区老百姓多在边缘地区，生活比较艰苦，比较看重援助，如果援助分配不公就会使得老百姓产生更大的受挫感。……安置费、回迁、再就业、妇女再怀孕，各种事情，使我们在后期做心理援助时，面对的情况也更复杂。”
异常的心理状态下，受灾者们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反应，包括失眠、食欲下降、思考与理解困难、失控等等，而自杀是其中最极端，也是最让外界震惊的举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沃建中教授认为，在5·12灾后第一时间进行的调查中，就已经预示四川地震灾区未来自杀率的上升。“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占27.2%，比常模高出7.2个百分点。”这位《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的主编对记者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劫难，但目击了事件的外界人群，也有可能成为 “隐形受害人”、“间接受害人”。菲律宾香港旅游团血案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心理学会联合开通的心理热线，5天内接到的720多宗电话心理求助个案，大部分是电视观众；在近年的诸次自然浩劫过后，前线记者、救援军人等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也是屡见不鲜。
心灵救援的中国国情
据张建新介绍，中国内地过去也曾经有过小规模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行动。“山东火车出轨，大连飞机失事，当时都有心理工作者前去，但是大众，至少从舆论来讲，主要还是第一抢救生命，第二调查事故，很少会有人关注受难者，还有他们亲属的心理问题。”
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用张建新的话来说，“正规的心理学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以及民间的心理咨询师、医院的心理门诊、部队的心理工作者，都派出心理工作者到前方。”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一些设备，譬如“综合生物心理治疗模式”仪器，“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
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一些被称为“心理干扰”的现象。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政策法规对突发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活动进行规划，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对付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慰问者，还要填写一批又一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另外，在心理援助的长期计划上，不同的团队也有分歧。中科院在四川计划了5年的心理援助，无国界社工则认为“3年以上的介入不利于援助的本土化”，而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沃建中对记者主张，“做这种心理干预的，一年以后要撤出来。”
两三年的坚持之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经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张建新认为，除了理论上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来进行。譬如，在援助玉树地震灾区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沃建中则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舟曲地区受灾群众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相对更强。
曹秋雯已经参与北川心理援助项目三年。这个香港人对记者表示，她每到北川老县城还是会潸然落泪；但是，当她回到当年印度洋海啸肆虐的印尼海岸，看着人们过上了劫难后的新生活，拜神、吃饭、玩耍，也会喜上眉梢。
“很多人问我们，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那不是填问卷就搞得定的问题。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我们的班，并带更多人继续工作？”“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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