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后，在学术界曾一度引发争论。有学者发表文章称“调解将弱化法治”，甚至更有学者批评说“调解优先，公平退后”。
对纠纷解决机制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福华表示，如果法院处理纠纷过多使用“调解”方式，那么法院“判决”这种司法公共产品就会减少，从而导致法官审判经验减少，甚至会出现一些法官为了规避问题，就会牺牲公平正义。
在采访中，一些法院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高法院的工作原则由原来的“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转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法治论”的纠偏，大调解是化解法治后遗症的。
权宜之计？
8月28日《人民调解法》通过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对“大调解”也进行了定义：是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它们都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矛盾得到解决的一个方式。
扈纪华表示，在有些地方，“大调解”已经开始摸索、试行、实践。在一个时期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再考虑相关的立法问题。
9月6日，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长王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大调解是中央政法委布置的一项党的工作，是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
“多元化的诉求，需要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范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调解”要改变的是过去在社会治理方面过分依赖“法律至上”，希望当事人自身参与，采用灵活的方式，改变法律的僵化。
“现在的制度特点就是各自为政，比如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民间解决纠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候是有竞争的，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去争夺，配合不够。”范愉认为，“大调解”使各部门形成合力，比如由政法委牵头，使相对独立的系统得以整合。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单纯地把纠纷放到法院去，靠司法解决问题。
有些人担心，过多强化调解是否会导致法院社会化的倾向。王福华介绍说，这种担心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以法治著称的美国为例，近几年90%以上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庭审程序，而是通过诉外和解和诉内调解处理，美国学者对审判衰弱化也表示很担心。
“现在有些地方推行的‘大调解’模式值得商榷。”王福华进一步说，“这种模式不值得推崇的地方在于它沿袭了全能体制国家的传统，被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用尽所有的物质、经济、组织的资源。”
王福华通过翻译有关全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外法学著作发现，国外更加注重强调调解组织的非营利性、中立性和自主性。
因此他认为，调解可作为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加以利用。“西方发育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调解和社会化调解是市场运作、引入社会力量加以调节，非营利部门参与。而我们国家距离市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志明颇不认可“权宜之计”的说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调解体系。”
“多元化价值观念迫使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相应调整。最近中央提出社会管理，要在理念、方法、体制上进行探索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中央综治办协调室负责人说，“很多社会矛盾纠纷相互交织，有时依靠一个部门解决不了。这些年对大调解的探索还是符合国情的。凡事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大调解机制在运行机制、责任机制、问责机制上还有待完善。”
巩固共产党政权，不能靠空话
——专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
中国新闻周刊：调解与司法怎样对接？
吴志明：上海17个基层法院，之前已经建立了“人民调解庭”(或叫“诉调对接中心”，就是接待化解矛盾的地方)。一开始是长宁区做，以后要求每个区县建立1500～2000平方米的中心。我们原来有个想法，因为法官不够用，审理案件的时间短，容易粗糙，能不能把法官任职延长5年。国外65岁当法官很正常，60岁最黄金的时候让人回家，回家又闲不住，跑到律师事务所帮倒钩(上海方言谓之“放倒钩”，就是设圈套)，现在索性把他们留下来，给相应的待遇。
他们带来的好处是：第一，廉政问题解决了，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降低了；第二，现在他是人民调解员，由于过去是法官，他告诉你这个官司打赢的机会有多少，当事人掂量后，就会作出判断。所以在诉调对接中心，调解的民商事案件已经达到35%，有1/3的案件不进入诉讼程序，减轻了法院的压力；第三，我们想在基层调解，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和行政调解、专业调解进一步加强，比如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纠纷、物业产权纠纷调解逐步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但有人说，现在倡导“法治”，大调解是“反法治”的。
吴志明：我认为不矛盾。可能在西部，我们的法官不够用，民商事案件数量很高，法院希望能在前端分流。而且调解可以形成协议书，有法律效力，完全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调解公民之间的关系，与法院的“当判则判”并不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有程序保障，调解相对弱些，怎么保障调解更规范？
吴志明：调解完全是自愿的，(当事人)非要打官司，(我们)不会因为没调不受理，但是公民也清楚，打官司之前是要先交钱的。
另一方面，调解有协议书，它上面非常清楚，每个案件，在什么阶段进行过什么调解，关键词都有。
中国新闻周刊：调解过多，会不会权力化，使法院的权威受到损害？
吴志明：根据“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主要调解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对于轻伤害，免于刑事处罚或具有减轻情节的案件可以做些调解，对于杀人等的案件是没有调解余地的。但是有些未成年人案，判决后被害人也拿不到赔偿，那通过调解反而更合情合理。在整个法律框架里面，从中国传统出发，也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找出一个长期的、可以应对之策。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学者认为大调解只是为了“应急”，你怎么看？
吴志明：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要代替法院判决，重大案件，刑事案件都是法院判决，双方不愿意调解的也不调解。我认为大调解是一个长期的机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调解体系。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靠单位管人，效率高，“单位半社会，人际稳不动”，现在单位找不到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亟需建立社会管理体系，把社会矛盾化解在产生之前。上海之前出台“社会风险评估办法”，对重大工程、政策出台之前要镶嵌一个评估意见。
过去重大政策的出台主要考虑，预算多少，环保行不行，技术有没有问题；现在要增加考虑范畴，周围老百姓是否能接受，对市民的影响怎样。不仅是为了解决矛盾，还要把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巩固共产党政权，不能靠空话，而要靠具体的社会管理来实现，大调解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中国人和为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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