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生：我们班牺牲了一半
我叫苏文生，今年80岁，吉林农安县人，原42军170师374团3营机炮连迫击炮手，副排长。
我是1949年参军，那年我19岁。部队最初驻扎在辽宁开原，在锦西整编训练。我被分在机炮连，主要武器有迫击炮、水压机关枪和90火箭筒。我是迫击炮的装填手。1950年我们被安排在山海关搞生产，修山海关火车站。工程原计划3个月完成，干到两个半月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部队要重新整编，命令下来时候，我正在工地上挑沙子。42军整编北上，我们就被补充进去。我记得战前要上政治课，大家讨论是在国境外打还是国内打。我们一直以为，最多就是出国打一下就回来的。
我们军是最早进入朝鲜的部队。1950年10月25日夜间，我们营从辽宁省辑安(现在的集安)的一座浮桥上过境。当时穿的是朝鲜人民军的衣服。这套军装一直穿了一年，直到1951年第四次战役后，部队下来休整才换上志愿军的衣服。那时候军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里里外外都是虱子，密密麻麻地向外爬。
我们班一共8个人，两头骡子拉装备。携带一门82迫击炮，炮筒重44斤，炮盘重48斤，炮架重46斤，基本射程500米，加投料包能打1200米。我们的任务是随伴步兵消灭敌人，打攻击战时，跟在步兵后面，打阻击战时和步兵一线站位。
我们晚上行军，天亮了就躲进玉米地隐蔽休息。没想到过境第一天就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对手是南朝鲜李承晚的精锐部队518师。那天下午两三点钟，干部们去开前线会议，察看阵地，随后开始构筑工事。我们占据了山上的有利地形，518师攻了几次都被打退，我们组织逆袭抓了不少俘虏。我们前后和518师打了两仗，基本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后来发现他们的部队里还有老人和妇女。
1951年的元旦晚上，我们打到了“三八线”的边上。全师重火力覆盖“三八线”，到后半夜敌人坐汽车跑了，我们就用两条腿在后面追。朝鲜多山，汽车绕来绕去不一定跑得快。我们翻山越岭走的是直线，经常能赶到前面阻击。那时候行军很苦，白天害怕轰炸不敢走，一个夜晚能走100多里。天亮了找个向阳的山坡，扒开积雪，铺点稻草就能睡着。
敌人的武器比我们先进，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有一次我们追击敌人，到了山脚下，步兵上山炮兵在山下树林隐蔽。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发现了一辆被击毁的美军坦克，坦克的履带被手榴弹炸断。我们在坦克四周摸索尸体，其中三四具尸体穿着大皮靴，应该是美国兵，还有30多具我们人的遗体。我们的战友好辨认，他们身上挂着干粮袋。我估计这些战士是用3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去炸坦克。为了炸毁一辆坦克，牺牲了我们一个排的战士。
我们在前面打仗，后面有打扫战场的队伍。五六具战士的遗体一起掩埋，挖一个坑填上土，没有墓碑，没有棺材，也没有标志物。再去找，肯定找不到了。
1951年除夕之夜，我们团经历了一次很惨痛的失败。那个晚上我们在阵地上过年，后勤部门运上来猪肉罐头吃。凌晨两点多，上级下达命令，我们一个加强团去追击消灭敌人一个加强营。我们整理装备后迅速出发，带队的是一个本地向导。没想到，这个向导是敌人的特务，他把我们引到了炮口。
拂晓时分，我们行进到一个山口，就遇到敌人红头侦察机。随即，飞机指引火炮对我们发动袭击。头两发炮弹是试射，离我们的队伍有70多米。第三炮就已经调整好了距离，正好打到了我们队伍中间，炸开了花。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冒着炮火向前冲。我身边落了一发炮弹，把一名机枪手的脑袋切掉半个。机枪班长看到了，抢过机枪向前跑。我比较幸运，没有受伤。我们后来缴获了敌人的9辆汽车，抓了一些俘虏，但是全团损失过半，团政委姓洪，他是红军老干部，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1952年的时候，我们驻守260阵地。大规模的战斗已经很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挖坑道，修筑工事。3个班轮流挖，一个班干活，一个班警戒，一个班休息。有一次，我们拆了一颗敌人的哑炮，倒出80多斤黄炸药。这种炸药威力很大，用它来炸山。我们在山里挖出了很多房间，有休息室、卧室、食堂。每个房间七八尺见方，用碗口粗的松树做柱子，人在里面活动不用弯腰。
赴朝慰问团送我们每个战士一个口琴。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内练习口琴，两三天就能学一支曲子。现在我还喜欢吹口琴。
1952年11月，我们从安东回国了。我们班8个人，3年中牺牲了4个人，但不断有新兵补充进来。朝鲜还没有停战，但我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离开朝鲜后我给家里写信，告诉家人我还没死。家里回信说，你继续革命吧，听政府的，啥时候叫回来，就啥时候回来。
在安东休整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向南方调动。首长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要去冬夏常青的地方守卫祖国的南大门。我们坐火车、坐海船走了一个月，最后到达深圳。
195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当时已经是排长了。我没想留在部队，我想要回家。
孙树清：我们俘虏了戴维斯
我叫孙树清，今年82岁，吉林省农安县龙胜村人，原空二军6师16团3大队机要通信员。
我是1949年3月参的军，当时老家刚解放，还没土改。我家兄弟4人，我给地主扛活，经常受欺负。一气之下就去当兵了。
我们在辽宁开原受训两个月，然后驻扎在锦西搞生产。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份我被整编到空二军当通信员。1951年1月我们军驻扎在安东浪头机场，军长是刘亚楼，军部设在帽儿山。机场距离中朝边境约40公里。
我是空军，虽然参与了抗美援朝，但没有入朝。陆军编笑话揶揄我们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卫祖国不扛枪。”
安东有两座机场，浪头机场和打虎山机场。打虎山机场是一座简易机场，跑道铺的是可以移动的钢板。浪头机场是空军的主要基地，有两条水泥跑道。我们6师的师部就设在浪头，一共有70多架飞机，都是战斗机，没有轰炸机。2师和3师的基地已在这里。飞行员中还有很多苏联人，也穿着中国军装。中国飞行员白天作战，苏联人晚上作战。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塔台与团内各个大队之间的通信传递。我执行过一次作战任务，就是抓捕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我们师的著名飞行员张积慧在一次作战中打掉了戴维斯的飞机。张积慧向地面报告说，敌机飞行员已经跳伞，位置在安东东北方向的凤凰城，有二三十公里的距离。
当时是上午10点多，我们警卫排40多人迅速出动，半小时后就赶到了凤凰城。当时戴维斯降落在了一个山头的平地上，身后是一个山崖。他两手各持一支手枪，身上的伞绳还没有解开。
我们将戴维斯包围住。一名翻译上前对他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戴维斯很紧张，说了很多话。一个翻译似乎没办法跟他沟通清楚，我们于是立即从机场又调来两名翻译，总算搞清楚了他的意思，解除了他的顾虑。最后戴维斯放下了武器，把伞绳解开，将降落伞叠好，上了我们的吉普车，到了军部。
一个月后，通过交换俘虏，戴维斯返回了美国。他在我们这里过得很好，吃的是空军灶，早饭是两个蛋糕、一碗牛奶、一个大鸡腿，每天吃4顿饭。我想他回去后，会好好宣传我们的政策的。
空军作战很英勇。我们16团的团长叫陈奇，他就是在空战中牺牲的。那时候他才29岁，刚刚结婚一个月。有一次他执行任务，刚刚飞进朝鲜境内，就被敌机击落，陈奇负伤后跳伞。
我们派出去一个连搜救。最后在一棵大树上找到了他的遗体。他被敌机的机关炮打穿了大腿，跳伞后落到了一片森林里。降落伞把他挂在了树上，无法落地，最后失血过多而死。如果能够降落在地面，他就能够用随身的急救包进行简单包扎，也许能活下来。
遗体运回来后，在师部召开了3天的追悼会。一般情况下，团长是不需要升空作战的，大部分任务都是由中队长带队执行。
战争结束后，我们转到上海江湾机场，我仍旧担任通信员，直到1955年1月退伍。我回到了家乡，继续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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