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真实记录“我的抗战”

　　所有大的都是由小的构成的。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就是由将军振臂一呼，所有的士兵冲上战场的背影组成，这些细节最重要。——崔永元

　　崔永元：真实记录“我的抗战”

　　□实习记者 朱 茜

　　北京，时尚廊书店，崔永元团队《我的抗战》新书发布会暨主题对话沙龙会场。时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第65年，冬，12月5日。

　　《我的抗战》一书是其同名纪录片的图书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它是由300名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的战争亲历者用最直接的方式——口述，来拼接完成的。

　　这些人，他们大多不是赫赫威名的将军，亦不是被人广为传颂的战场英雄。如果说他们区别于其他人，那么只有一点：他们是抗日战争中的平凡英雄。

　　“没有一个人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这个真实。”崔永元如此说道。《我的抗战》正是透过平凡英雄的眼，带现在的人们去回顾那在时光中逐渐逝去的真实战争。

　　他们只是“冰山一角”

　　新书发布会上，站在人墙中间的，是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一位叫张晋，是原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干部3团的学员；另一位叫尤广才，是原中国驻印度远征军新一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

　　他们一登场，就对着全场人群敬了一个并不那么标准却异常坚定的军礼，全场人都为这两个颤抖的身影献上热烈的掌声。他们作为书中的受访者，也是新书发布会的特邀嘉宾，终于赢得了迟来近70年的掌声与鲜花，而70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这两位老人也许这辈子接受的掌声还没有我当主持人一天听到得多，但无论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敬意都不为过。”崔永元这样说道。

　　张晋今年89岁高龄，他用他仅有的一只手臂完成了军礼，定格成一种军人的坚毅。1942年6月，太行山区的日军展开大面积扫荡，当时还是抗大学员的张晋遭遇了日军。就是在那5天的生死挣扎徘徊中，张晋以一只手臂、持续了68年的伤痛为代价，活了下来。

　　“1938年6月份，我参加了八路军，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把我震醒了。我要抗战，我不当亡国奴。当兵以后，历经8年抗战，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说着60多年前的记忆，中间还不断强调大家“勿忘历史”。说到后来，张晋更是数度哽咽不止。“能够活到现在，能够见到90年代的朋友、80年代的朋友，我非常荣幸。你们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希望。”张晋这样对在座的年轻人说。

　　对于今天到这里来，张晋也许并不知道什么叫主题对话，什么是沙龙，什么是发布会，但是他却明明白白地对《我的抗战》的制作者们表达了尊重。

　　今年已经91岁的尤广才与张晋不同，他是名国民党军人，时任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中的一名连长。

　　就在尤广才刚入场时，场上有人高喊：“向国军致敬！”崔永元对此笑着说：“时代变了，不论是国军、共军，面对抗日战争历史的，都是中国的军队。”

　　突如其来的致礼虽有些唐突，却是对被忽略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抗日英雄们的致敬。而《我的抗战》正是将在以往抗日战争历史中，未被注意到或是被刻意遗忘的人——他们眼中的历史——集中起来呈现。

　　为了今天的发布会，尤广才特意穿了身新衣裳。“现在这个场面我太高兴了，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能够表达对国家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的关心。”会场上，尤广才大谈国际形势，甚至对于最近的朝韩冲突，也颇有见地。“我话很多，时间很短。我希望我们青年一代都要把我们的历史弄清楚。”尤广才自己写了一本书，也将在本月出版。

　　《我的抗战》不仅将当时划分为两个阵营里的国共老兵引入到口述历史中来，它还首次将战俘、伪军作为历史正面叙述的主角，重新为中国空军、文艺抗战者、情报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识分子找到合理的历史位置。

　　正如《我的抗战》最后一页书上所写的那样：“如果你被这些可爱的老人感动，别忘了，他们只是冰山一角。”

　　抢救“濒危记忆”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它的同名图书《我的抗战》，都是采用一种当事人口述的方式来还原历史，展现他们口中的历史。关于口述历史影像，《我的抗战》的制造者崔永元有很深的感触。在2001年他去日本时，还怀揣着身为央视人的庞大自信，对于口述历史影像，他看得并不深远。而当他知道仅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就能抵过当时全中国的收藏量时，反思开始了。

　　而反思的结果，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我的抗战》。“2001年我去日本，日本朋友给我看了一面墙，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三四本书介绍，而且都是日本学者写的，比如民族历史、服装文化，连玩具都有，甚至整个房子都被搬了过去。我再看他们口述历史的影像，就更震惊了，仅日本早稻田大学做的口述历史就比整个中国做得还多。我回来后就呼吁政府投资或电视台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所以只好自己努力筹钱做了。其实早在1948年美国人就开始做口述历史，这几年中国内地才开始做，但不成体系，更不成规模。”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团队历时8年、耗资1.3亿元完成的一部口述抗战史记，共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因为亲历者的年岁已高，这种采访正如他们在书的封面题头上所说，是在“抢救濒危的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的访问中，有些满头白发、八九十岁的老人在回忆战争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初恋。讲起自己初恋恋人的时候，还那样忘情，那样投入，让我特别感动，让我日益感到做抗战口述的紧迫感，因为这些受人尊敬的老兵走一个就少一个。”每说到老兵时，崔永元总忍不住眼角湿红。

　　口述历史记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濒危状态之上，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真实。《我的抗战》努力要做到的是追求真实，而这种追求是通过细节来体现的。崔永元认为，“我觉得所谓的宏观判断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们给你提供这样的细节，让你自己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我们做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的话，这是最真实的。”

　　“所有的大的都是由小的构成的。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就是由将军振臂一呼，所有的士兵冲上战场的背影组成，这些细节最重要。”在这样的构想中，宏大的历史被切分成一个个鲜活的个人历史。而这样的鲜活个人，往往能折射出不一样的历史。

　　从首次将战俘、伪军作为历史正面叙述的主角，到重新为中国空军、文艺抗战者、情报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识分子等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位置，再到另辟蹊径，在抗战过程中寻找鲜活个人的爱情、友情、亲情以及爱国之情，《我的抗战》所关注的都是这样个人的真实细节。

　　颇有意思的是，崔永元本人也因《我的抗战》而被评为2010年“时尚先生”。“我没想到我能当这个‘时尚先生’，你们也想不到，鬼都想不到。”意外之余，崔永元只能自侃，“我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上台领奖，但怎么看也不像时尚先生。可评委们的眼神是准的，我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感，再有钱也是土老帽儿。如果真是因为这样而让我获评的话，那我希望明年也当选，年年蝉联这个‘时尚先生’。”

　　对于口述历史，崔永元有自己的理想。“我现在做的是口述历史的收集和整理，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放在这里，这是我的理想。可以说出书或做电视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那些老人。我觉得他们年纪这么大了，一辈子没有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他们，希望他们离开社会之前，能够看一眼自己的形象。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受尊重，或者受到认可的方式。”崔永元还计划在三五年内能够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任何人凭借身份证都可以搜索查看。“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现在日本、美国、南非、英国都已经做到了。”

　　崔永元说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的客观是什么。其实我们描述的是记忆，是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记忆。换句话说，我们打开一个大部头的著作，哪怕这个作者的名声如雷贯耳，也未必可信。我觉得我们对所谓的重要人士、重要的说法，一样可以采取用独立思考去面对的方式。  我很反对做历史研究的时候，轻易下结论。结论很好下，但是你可能不会考虑到对被采访者的伤害问题。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汉奸和伪军，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中，汉奸伪军首先没有好东西，这是第一印象。第二他们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人残杀同胞，而且他们长得还很难看。后来慢慢研究这段历史，我发现伪军也好，汉奸也好，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有的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有的是被迫的谋生手段。我希望我们用这样缜密的方式，最后或许能推导出一个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