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慈善事业需要更多“苛刻”的慈善家

　　做慈善，就该计较每一分钱 3月10日 陈季冰

　　慈善家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了一份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份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差错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另外，项目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新京报一评

　　按照媒体的报道，曹德旺对这个项目展开全程监督，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为了节省成本而不至于违约挨罚，项目工作人员连越野车都配备不起，不得不经常自带干粮徒步翻山越岭……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曹德旺所说的开个“好头”，不能仅仅理解成大力压缩“公益捐款项目管理费”。他向10万农户发的这2亿捐款，在操作方式上，是当一件“生意”来做的——有法律合同、有精确的成本核算和收益目标、有全过程的监督反馈……这才是曹德旺真正开的“好头”———他正在推动中国慈善观念的现代化。

　　曹德旺在苛刻地对待别人的时候，也把自己搞得很辛苦，但他用这一切说明了一个道理：慈善是一项需要斤斤计较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慷慨向善的“态度”。做慈善，出发点和目标当然不是为了牟利，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在考虑成本时应与以利润为目标的普通公司的日常经营没什么区别。当他决定向西南5省份的农户捐出2亿元时，他是个慷慨大方的慈善家；但一旦这个2亿元捐款项目进入具体执行过程，他立刻又重新变回了一个辎铢必较的“抠门”老板。

　　中国人可能承袭了太多强调伦理导向的文化传统，做任何事情总是将“目的”看得重于泰山，而将“手段”视为轻于鸿毛。然而历史实践一再说明，仅有美好愿望而缺乏正确手段，最终往往不仅成事不足，甚至总是败事有余。

　　在现代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慈善事业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外部的市场化竞争和内部的企业化管理。

　　现代快报再评

　　曹德旺的“苛刻”，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评论所说的“就该计较每一分钱”，这种计较，体现出一种公益企业家精神，它超越了把慈善当作捐钱捐物的单纯付出，把公益当作企业来用心经营，考虑成本和收益。

　　其二，向公益立法企业家转型。按秋风的解释，“立法企业家”是具有冒险精神、刻意或无意创造出新的行为模式，从而有可能促成某一规则、制度变迁的人。也许曹德旺无心插柳，但这不经意间，他创造出了向基金会及各种慈善组织要求“回报”和“效益”的制度模式。他的这些看似苛刻的要求，实质是对过去那种不打回条的单纯捐款捐物的反拨。赢得舆论支持是其转型的第一步；下一步，更多“曹德旺”出现，由此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