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的全国人大浙江团全体会议，审议的是“两高”报告。还未走进驻地宾馆一楼的会议厅，这种热烈的讨论气氛，就已经传了出来。
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一句句犀利的言语、一点点敏锐的思想，在会议厅里迸发。发言的代表们，都把平时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思考的司法现象和问题，带到了会议上。
范谊犀利发问，现场代表频频点头
“我想借此机会，对‘两高’报告的审议提出一点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范谊一发言，全场更安静了。大家都知道，范谊是代表中的“犀利哥”。
“吴邦国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宣告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它标志着我们的法律建设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执法、司法和守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范谊语速飞快。
“但是，”他一停顿，现场所有的人都听得更仔细了。“昨天，我听报告的时候仔细看了，晚上回去又认真翻阅了，今天坐在这里，又把报告认认真真看了一遍。”
“很遗憾的是，‘两高’报告，对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都没有针对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司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做出分析和回应。总体来看，报告对我国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司法工作面临新形势，缺乏应有的敏感性和紧迫性。作为司法机构，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缺少应有的回应，在2011年的工作计划缺少明确的安排，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范谊一口气说完，现场的人都点头称是。
他接下去的话更尖锐：“报告基本上沿袭了它原来的风格，对于常规性的工作汇报，缺少在新形势下对法治精神的张扬，对法律难点的剖析，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回应，对典型案例的阐释。”
其他代表们，又一次点头，表示赞成。
范谊已经做了九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我们都看到，‘两高’报告在全国人大的投票中，赞成率最低。我真的很担心。难道我们‘两高’的领导，每年处在这个位置上都没有着急吗？‘两高’和各级司法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何把成绩向大会汇报好，很值得‘两高’研究。”
检察机关应监督招录公务员过程
而全国人大代表、工商银行温州市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金颖颖，在现场又抛出一个重量级的话题。
“从‘潜规则’进化到了给领导子女‘量身定制’职位，某些官员子女通过种种‘安排’进入官场的现象，已经出现于多个层面、多种类型的公共部门。”她建议，让检察机关监督招录公务员的整个过程。
金颖颖代表说，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141万、实际参考人数达到90万、1.6万余岗位、录取率为1.57%，公务员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金饭碗”，公务员招考也形成了万人争过独木桥的竞争氛围。
金颖颖举了个例子，据媒体报道，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的公开招聘启事如下：“招聘计划与条件：招聘名额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
“在此条件下，仅有1人符合报名条件，并且因此无须考试而被直接录用。”她说，官员子女在公务员招考上的“家族优势”，重重地压在社会公平秤中权力的一端。
早在2010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各级检察院坚决惩治损害民生的犯罪，重点打击和查办发生在社会保障、招生考试等民生领域的犯罪。那么，检察机关该如何在公务员招考中加大监督力度、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
对此，金颖颖建议，检察机关介入招录岗位及人员条件设置、资格复审、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程序等方面，并且检察机关提供专门举报通道，若有群众对公示人员有异议，则可通过该渠道反映到当地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参与质询招录单位，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异议人。
5加2、白加黑，法院“案多人少”
讨论现场，几乎每一位代表都提到了一个现象——案多人少。
王胜俊作最高法的工作报告中，在讲到人民法院面临的困难时说：“一些法院仍然存在案多人少、法官断层、人才流失、经费不足等困难”。
“近年来，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越来越大。浙江法院去年办结80万件，办案法官人均结案达154件，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全国人大代表、省高院院长齐奇，在审议时用数据来说话。
这得到了王小同代表的认同：“我在温州市开两会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数据——温州人均法官结案件167件，甚至超出了浙江的平均数。”他是民革温州市主委、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温州医学院期刊社主任。
“工作是5加2、白加黑。”民建绍兴市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代表说，“现在工资‘阳光’了，但办案人员工作量这么大，应该根据质量和数量，适当体现待遇绩效，不然会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消极心理。”
“还有我们义乌的法官，一个人干了3.6个人的活，有些人吃不消了，辞职了或者调离了。”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人才流失严重，希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人员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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