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三公消费”从公开开始

　　“三公消费”，终于要公开了。财政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将公开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总体情况，中央预算部门公开本部门的相应数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每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要审议国务院关于上一年度中央决算的报告。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全国人大预算委主任高强透露，今年6月的2010年中央财政决算报告将公开“三公支出”。

　　三公消费向属社会关注热点，也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社会关注的证据，是人们一直对公务开支中的不合理现象口诛笔伐；国家重视的证据，是数十年来从不缺乏对公务节约的提倡，也不缺乏细化到公车排气量、公务接待菜品数量的管理措施。

　　但三公消费很长时间里呈现了“日新一日”的状态。例如，公款游乐，先是限制公款国内旅游，现在只在限制费用更高的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先是严格专车配备规定，现在专车已到乡镇级，退而转至反对公车私用了；公务接待，先是不准大吃大喝，现在则是接待开支额度与级别挂钩，额度之内，怎么用已经不见强求。某种程度来说，三公消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了。

　　三公消费日新一日的演进，方向完全背逆社会愿望和国家要求，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未能受到有效约束。约束失败，一方面是上级权力约束下级权力，既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还存在着某些上级以“不过分”的三公消费提高下级工作积极性的可能，很多时候三公消费还上行下效。约束失败的另一方面，也是根本的方面，在于公众对权力系统的运行既不知情，也无力干预。

　　人们能够通过各种现象，感受到三公消费的泛滥、蔓延和越来越严重的趋向，但难以了解三公消费的总体情况。对三公消费，人们没有数据，只有观感，深恶痛绝又不能不越来越习以为常。没有数据，还造成了一种荒谬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给出数据的人，都会被说成“不足为信”，“没有根据”，乃至“信口开河”，而可信的、权威的数据又未见发布。

　　2006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经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文指出，“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三者相加为9000亿元。”同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表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公款出境旅游性消费2400亿元，三公消费达一万多亿。迄今为止，人们对三公消费只能得到的这两个“不足为信”的数据。而如果今年6月，三公消费的数据能够如期公布，将首次使人们在谈论三公消费时有数据可以引用，也将首次可以在避免“不足为信”的条件下谈论这个问题。

　　此前，三公消费已经历了整顿。2009年，在此前三年平均数基础上，公费出国降低20%、公车消费降低15%，在2008年基础上，公务接待降低10%。2010年底，中纪委发布消息，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的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又被压缩57.51亿元。

　　如果2009年缩减三公消费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可知，公费出国的20%、公车消费的15%和公务接待的10%，共有158亿元。由此可以推算出2009年的三公消费。这当然不会是小数，但比起每年三公消费9000亿的“不足为信”的说法来，差异太大了。

　　当然，中纪委的数据指的是“财政预算”内的情况，而“不足为信”的数据，应是包括了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而三公消费很大部分正是通过预算外资金开支。今年6月的财政决算报告将要公布三公消费，这应该是列入财政预算的那一部分三公消费的数据。而三公消费的总体情况，可能仍然是缺乏完整可信的数据。怎样将三公消费的真实情况完整告知社会，这是需要继续关注的。

　　无论如何，财政报告将要公布三公消费数据，值得肯定。即使这只是三公消费的一部分，毕竟比起完全缺乏数据要好。公布预算内三公消费，也有助于人们更加关注预算外三公消费的情况。中央财政报告公布三公消费数据，还将使人们去关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数据。

　　公开信息，不等于权力约束，但公开是约束的前提。财政部公布三公消费数据，应能带来约束三公消费的一系列后续行动。

　　遏制“三公消费”从公开开始。

　　如果今年6月，三公消费的数据能够如期公布，将首次使人们在谈论三公消费时有数据可以引用，也将首次可以在避免“不足为信”的条件下谈论这个问题。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